建邦　乐观

　　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卖官鬻爵的丑恶现象，在中华大地早已被彻底根除。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一销声匿迹半个世 纪的丑恶现象又沉滓泛起。官场待价而沽，量“财”录用，“一千挂个号，一万报个到，四万五万给顶帽”，卖官买官之闹剧 ，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少数领导干部卖官的胆量和手法较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地威胁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 展，威胁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威胁着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命运。

　　潜流，在神州一些地方暗暗地流动

　　卖官买官的黑色旋涡，旋转到那里，那里就会出现怪圈。

　　一个工于心计的农民、一个投机钻营的搬运工人，在3年时间内，象变戏法似的竟然成了高等科研单位里既有文 凭、又有职称的处级干部；一个名不经传的个体户在短短的月余内，居然能完成入党、招工转干、提升为正科级干部；一个有 犯罪劣迹的贪污犯却当上了反贪局长……然而，这些不争的事实，近乎天方夜谭般的虚幻为什么会成为现实？从近几年全国查 处的违法违纪案件来看，少数领导干部把人民给予的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资本，大搞权钱交易，卖官鬻爵。

　　山东省荷泽地区原副专员卢效玉任东明县委书记34个月，共有72人先后175次向卢行贿计63万余元，以 达到调动、升迁的目的，经卢提拔的几名副县级干部，送给他的钱少则1万元、多则8万元。今年3月26日，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卢效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福建省云霄县原县委书记郭育棋，1996年因严重腐败被立案审查，其三大问题之一便是“卖官”受贿，且金 额巨大。据查，郭从1990年任云霄县委书记起，按职位高低、“肥瘦”，收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贿赂。有证据表明，向郭 育棋行贿而谋得“官位”的县科级干部有数十名。

　　河南省鹤壁市原市长朱振江，自1991年9月至1997年2月期间，利用职权卖官，多次索要和非法收受他 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3万余元，且精心制作了一张“藏宝图”：把存在数家银行的贿赂款的存折密码、人名、金额、银行地 址等用不同符号代替，编制成一道极其隐蔽的三角函数题，密密麻麻地记录了整整三张纸。

　　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0顶官帽大批发。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两 个月时间内，共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偌大的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全县20个乡镇，副科级 以上领导干部占到乡镇干部总数一半以上。会计跃为法院副院长，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在长治县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 “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

　　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担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对不符合条件的，只要你付了钱照提拔不误。19 95年底，李树春得知自已将要调离响水，干脆来个“乌纱”“大批发”。一天上午用2个小时，研究变动了102个科级干 部，有的是提拔，有的是调动，多是李树春一人说了算。

　　类似这些“卖官”者受到严肃查处的还有：河北省易县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杜梦林、陕西省白河县原县委书记 党致远、云南省洱源县原县委书记赵文根、山西省汾西县原县委书记郑泽生等。

　　这一件件，一桩桩罪案，从反面提醒人们，在神州大地绝迹多年的卖官鬻爵丑恶现象又悄悄地死灰复燃了。

　　敛财，弄权于股掌之间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卖官成为少数领导干部敛财的重要手段。一些无德无才、甚至劣迹斑斑的人，以金钱开路、 搭桥；而少数管干部的人见钱眼开，拿原则作交易，不义之财滚滚来。透过这些“卖官”案件，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发生的卖官 鬻爵行为，都与弄权、敛财有关。人民群众将卖官现象，讥之为“要得富，动干部”，廖廖数语，把笼罩在卖官鬻爵者身上的 雾纱，扯得净光，暴露出以下几个特点：

　　待价而沽，量财使用，具有交易性。在少数领导干部“乌纱”店里，都是按职论价的，他们或“零售”，或“批 发”。江苏省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收受的30多万元贿赂，大量的是利用他的人事大权收取的钱财。仅在95年干部调整 中，邢就收受贿赂达14.3万元。江苏省沭阳县东湖乡党委书记袁某向县委书记黄登仁提出想调县里当计生委主任，黄答： “你的要求不高，但现在还摊不到你。”不久，袁看见有好几个乡镇领导干部都调进县城，便再次找黄提出要求。黄漫不经心 地说：“不要急，慢慢来。”失望之余，袁遂连续两次送去4万元还未见动静，接着又向黄送上2万元。结果10天后，袁某 接到了县委组织部要他去一趟的电话。

　　投桃报李，你来我往，具有互惠性。按理说，用钱买官，明眼人一看便知，正直的领导干部就会提高政治警惕性 ，并与之保持距离。然而，卖官者终于经不住“裹着糖衣”的炮弹的袭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 记郑元盛，在任职3年时间内，利用职权大做“卖官生意”，给他送钱的人涉及本县45人，收取钱财30多万元。鹤壁市原 市长朱振江见某厂厂长胡某获市政府经济效益奖6万元而眼红。一次会后，他单独留下胡，说：“你的奖金对领导也要有考虑 ，以便今后把工作搞得更好。”胡某自然心领神会。不久，朱振江率团出国考察，从胡某处索要1000美元。后来，胡又陆 续送给了朱振江1.5万元。朱振江也将其安排到了市纺织工业公司经理的宝座上。

　　旁敲侧击，暗中索贿，具有欺诈性。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原副主任范文浩在任鄞县县委书记期间，在干部任用上大 搞权钱交易、“有偿服务”。1993年至1997年初，他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5万余元。曾担任过镇长的陈某读书 毕业回到鄞县后，迟迟得不到安排，陈多次找范，范总是满口答应帮助解决，可就是杳无音讯。陈趁春节期间又拎了烟酒等礼 品到范家拜年，重提工作之事。范说，不要着急嘛！慢慢来。说着，叫妻子抱出出生不久的小外孙，让他抱抱。陈见状，赶忙 摸出随身带的2000余元的信封递给范妻。不久，陈就被任命为鄞县财办副主任，接着又调任某保险公司鄞县分公司总经理 。河南省周口地区原副书记、行署专员曾锦成更是敛财有方。1995年夏，曾锦成前往澳大利亚考察，出国前途经北京，他 刚下榻在王府饭店，就打电话告诉了某地驻京联络处主任马某。马心领神会，随即来到王府饭店奉上500美元。不久曾又以 行署专员的身份带人到北京跑项目，马某又送上1万元现金，并提出能否提升他为行署副秘书长兼驻京联络处主任，曾当即表 态帮忙，事后不久，双方都遂了愿。

　　公开勒索，巧取豪夺，具有疯狂性。要想在海南省原东方市委书记、人大主任戚火贵手下提拔重用，送礼是不行 的。94年6月，戚火贵上任不久，就扬言：“林某原是市委办主任，没在教育系统担任过领导职务，不宜当教育局长。”林 听出弦外之音，便给戚送去2.5万元才保住官职。林某任教育局长5年间，戚火贵共索贿8万余元。办案人员在清点戚火贵 的犯罪证据时发现：活期存折18本，定期存单31张，总计人民币1187万余元，金银首饰2.1公斤，金劳力士手表1 块，疯狂敛财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安徽省光明市原市委书记薛贤早，以各种方式寻求权力回报，寻找另一条卖官的“新途径 ”。该市物资局原局长因病长期不能上班，早已觊觎局长职务的燃料公司经理胡某，便托人与薛说情，并主动与薛接触，博得 薛的好感被提名为物资局长人选。胡被任命为物资局长后不久，一次上海之行，胡为薛购买了4700元物品。薛贤早并没有 满足，一次在饭店吃饭，又附在胡耳朵上说：“你给我买一套音响。”薛书记伸手要了，胡马上点头说：“行。”随即让业务 员从公司取出5000元钱交给薛的司机。

　　夫卖官妻受贿，逃避惩处，具有隐弊性。当前少数领导干部的夫人已经成为买官者进攻的对象，一些人把走“夫 人”路线视为同领导干部拉关系的一条捷径，于是她们对领导干部步入犯罪泥淖增加了助推力。在当前查处的少数领导干部受 贿案中，“夫人”占有相当比例。如山东省泰安市郊区检察院立案查处的37起领导干部受贿案中，竟有34名案犯的“夫人 ”参与了受贿活动，充当了夫君的“收银台”。浙江省平阳县一位副局长杜某在县委组织部门考察时，有人告发其有经济问题 ，杜某一次送给被称为“卖官大户”的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3万元现金，董根顺让其妻收下薜款后，很快就成全了杜某的愿望 。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大权在握，找他办事的人很多，为了不引起他人注目，他在多种场合暗示 找他办事的人：“有事不要直接找我”。很多人心领神会，就去找他的妻子。据后来李树春交待，所有其妻经手的钱，他都知 道，有的钱甚至是他清点后，亲自用亲戚的名字存入银行的。

　　卖官，为何会悄悄地滋生蔓延

　　卖官买官这一丑恶现象，虽然数量上只是极少数，但其“鼠屎效应”却是非常之严重。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卖 官买官行为会在短期内“急性发作”呢？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概其要者，有以下诸方面：

　　一是信仰“危机”，心理失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准则。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 势下，领导干部接触外界的机会多了，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思想对他们的侵蚀也多了，他们当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看到利用各 种机遇暴发起来的先富者的奢侈性消费，不禁由眼热到眼红，由羡慕到攫取。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周宝法的妻子说：“周宝 法从没白拿人家的钱，他都是给人家办事才收礼，帮了人家的忙才拿钱的啊！帮人家办事，人家送钱算受贿，那我们家有的是 ！”广东省徐闻县的杨某是一个好逸恶劳，靠赌博、欺骗营生的人，没有固定职业，竟有从乡到县，甚至包括时任县委书记的 苏凤娟等一串“头面人物”出来为他搞假聘干，炮制假材料，“帮忙”搞调动。其实，并非杨某有什么超人“神通”，倒是这 些“卖官”者以权谋私的贪欲太强，把手中权力完完全全变成了赤裸裸的敛财筹码。

　　二是个人专断，“班长”成“家长”，群言堂成一言堂。用一个“卖官”者自己的话说：“现在选拔任用干部， 在一些地方是例行公事地考核一番，考核结论千篇一律。最后只要主要领导拍了板便可决定。个别一把手将‘班长’当成‘家 长’，使‘群言堂’变成‘一言堂’，这样的干部管理体制，给予管“官”的人如此大的权力，怎能不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 正是因为如此，在干部提拔使用上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卢效玉在任东明县委书记期间，提拔干部或人事安排大多是他一 个人说了算，当办案人员查看卢任职期间的县委常委会会议记录时，根本就没有提拔干部的记载。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到 1998年8月案发前几年间，组织人事工作则由他亲自“操劳”，虽然党的组织人事工作也有许多规矩，订的纪律制度也不 少，但到了王新康那里，这又能起多少作用呢？该县某镇原党委书记郑某因大吃大喝等经济问题被举报，王新康开始支持对其 查处，但不久王新康住院，当郑某与当时的镇长赵某一起给王送去1万元后，王新康立刻改变了对郑的“看法”，结果只是给 郑一个通报批评就不再追究了。不仅如此，后来郑为了能够被推荐为副处级干部，又给王新康送去2万元，很快被提拔为组织 部长。

　　三是暗箱操作，以所谓“集体决定”的合法程序作托词。目前，不少地方干部考核、提拔使用的程序上，仍是沿 袭过去的老办法，考核研究决定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这就给卖官者们在提拔干部时夹带私货，以售 其奸大开了方便之门。即使群众有意见，都能用“组织考察、集体决定”、“正常提拔”等冠冕堂皇的托词搪塞过去，局外人 很难弄清个中的“猫腻”。浙江省某县组织部长谭某，通过许愿封官，大做“乌纱期货”交易，大肆收受贿赂170余万元。 97年9月30日，广东省雷州市委决定将市水利局局长林某调离，得知消息的林某国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就急忙主持召开 水利局领导班子会议，专门研究人事变动，结果只用一个多小时就通过了6次任免决定，共涉及47人的升迁或免职。被提拔 的里头，有人因超生受罚，有人长期不上班，此外还有13人的任免超越了权限。

　　四是监督乏力，使腐败的权力衍生出新的权力腐败。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常常对人说：“到我们这 一级干部就没人管了”。他把卖官作为敛财的“第三产业”。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干部的荣辱升降，一支笔就可以支配干部的 政治前途，在这种氛围里，又怎么不生出卖官的政治怪胎呢？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在任职的3年时间内，利用职 权大搞“钱官交易”，先后收受45人贿赂30多万元，大多为卖官所得。为了兑现某乡一负责人张某在给其送钱时作出的承 诺，郑先后四次专门为其召开书记碰头会，终于满足了张到实权部门当领导的目的。靠陈希同发迹的蛀虫刘金生，是一个农家 出生的初中毕业生，由于他用80多万元傍上了陈希同、王宝森等大人物，从此仕途变得“无限光明”。1993年初，顺义 县委决定将刘金生由顺义镇党委书记调任县农工部长，任命已经下达，交接工作正准备进行，不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 同一个电话，要求县委“暂时不要动”他。两个月后，刘金生被市委正式任命为延庆县委书记。

　　忧思，并非多余的话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政治腐败。自古至今，卖官鬻爵由此造成人亡政息、一朝覆灭的史实，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我 们党以史为鉴，清醒地看到清除这种腐败现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75周年座谈会上严肃指出，用人方 面存在的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必须严格整肃。在中央纪委八次全会上，他旁征博引，总结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对 卖官买官行为，必须坚决刹住。我们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重大课题。对确属于卖官买官的， 发现一起要查处一起，坚决绳之以党纪国法，毫不手软地惩治这种腐败行为。

　　就领导者个人而言，必须自尊、自重、自醒、自警。《醒世恒言》载：薛录事（官名）于高烧昏迷中化为鲤鱼， 跃入湖中，恰遇渔夫垂钓，明知饵在钩上，吞之必祸身，但耐不住饵香朴鼻，张口吞之，终被钓去。作者点评曰：“眼里识得 破，肚里忍不过。”纵观近年来纷纷落马的卖官买官者，大多是识得破，“却忍不过”而吞下诱饵的。

　　一个行贿买官者在交待问题时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我向他们塞钞票时，绝对是将他们当作一块敲门砖来看的 ，否则我自己的心态无法平衡。凭什么要我把花花绿绿的票子往他手里塞，还要赔笑脸。”鄙夷之色，谩骂之态，切齿之声， 溢于言表。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每个领导者警醒和思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