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世铎走马上任，等于树起了一块靶子，今后有关足球的种种不满要冲着这块靶子而去。当然，目前足球改革的种种问题，并不是一个官员能够解决的，可话说回来，新官上任，总得有气势，朱镕基总理曾说，前面是地雷阵，也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足球官员也该拿出这等气魄。中国足球的种种弊端，是许多球迷都心知肚明的事，官员没必要故作神秘，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架式，他需要做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找问题，因为问题早摆在那儿———

　　　 假球

　　　 塔瓦雷斯说，中国的假球比起非洲来不算什么，在非洲，球迷在赛季之初就能说出是谁拿冠军。这种话恐怕不是对中国足球的恭维。

　　　

　　在中国，百姓对腐败现象恨之入骨，而假球则是足球中最重要的腐败，这种腐败已到这样的程度：人人都能看出来，却无法治罪。因为要治假球，就要有证据，于是形成这种怪圈———在腐败现象横行无忌时空谈法律空谈证据，这种空谈让球迷心冷让腐败者嘲笑。

　　　

　　空谈只能是空谈，足协在抓到一些证据之后也没有继续追查的勇气。当年红塔“录音带”疑案、去年“渝沈之战”疑案，都有线索可供追查，新官上任，能不能旧案重提？

　　　

　　足协必须把“假球”提高到“反腐败”的高度去认识，否则，球迷会把足球看作是一项姑息养奸的游戏。对足球最尖锐的批评都是因为假球案而不是因为冲击世界杯失利引起的，这是社会矛盾在“假球”中得到了激发和转化———人们对腐败的不满转移到足球上并由此发泄不满。

　　　 黑哨

　　　 同样，“黑哨”也是一个腐败问题。

　　　

　　中国足协对裁判一直采取保护措施，禁止球队就裁判问题申诉，禁止教练员、运动员随意批评裁判，这些做法符合国际惯例，但却没有抓住裁判问题的主要矛盾———他们不是需要保护的弱者，而是能决定球队生死的强者。

　　　

　　甲A、甲B每一轮比赛，都会有所谓“裁判因素”，比如国安队遇见张业端就会暗叫一声“不好”，这种“因素”是积几年职业联赛之恶习，要想去除这种恶习，让球队与裁判员之间恢复原本就该有的、最起码的相互信任，这个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

　　　 几年以来，裁判似乎总处于“被保护”而不是“被监督”的状态之下，这种状况该有所改变，他们需要监督。

　　　 国家队

　　　 国家队的训练比赛与职业联赛似乎是一对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这是我们的系统工程出了偏差，即没法从系统的高度去协调两者的关系。

　　　

　　如今，国家队最重要的使命是2002年世界杯，足协要为这一目标做哪些准备？今年米卢初来之时，想要一份中国队近5年的比赛备忘录，足协居然无法找出详细的资料。1997年十强赛时，有记者询问足协官员：小组中积分相同，是看净胜球、进球数还是看胜负关系以决定名次？我们当时的领军人物居然语词不详，对要打的比赛是怎么个排名方法也说不上来。

　　　

　　足协为国家队找教练成了最重要的工作，而一些资料搜集、情报搜集的工作由谁去干呢？我们应该从哪些环节去准备一场进军世界杯的决战呢？足协在这些问题要心中有数，不要一问三不知。

　　　 转会

　　　

　　足球职业化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大背景下的活动，因此它也摆脱不了这个大背景的问题：市场规范没有确立。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契约社会的共识———俱乐部拖欠工资，转会市场的混乱莫不如此。

　　　

　　足协的转会规则不是提供市场游戏的规则，而是干涉市场游戏的条条框框，所谓摘牌大会、限薪、转会费核算方式都是对市场力量或者说资本力量的担心，市场要想有规范，是需要它自己去调节的，不要怕一时混乱而对市场加以诸多限制。几年来，要求改革转会规则的呼声越来越高，足协应该胆子再大一点儿，放开市场，减少黑箱操作的空间。

　　　 商业规范

　　　

　　经纪人制度、转播费谈判、冠名权，中国足协除了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之外，还要进行商业操作，制定国家队赞助方案，举行商业比赛，开办福特宝公司。足协涉及的商业行为越多，越给人以垄断足球资源牟取利润的印象。曾经有一两家较有实力的俱乐部对这种现象提出过意见，但从目前实际情况看，足协要继续履行其商业职能，为更多的球队带来资金的支持，要注意的是商业规范问题。但从长计议，政府职能部门涉足商业运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它必然会随着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发生变化。

　　　 职业联赛联盟

　　　

　　足协的商业规范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槛儿，即产权问题。企业向球队投资，慢慢就会掌握球队的产权，而稀释或根本排挤掉原地方足协的股份，总有一天，职业俱乐部队的产权都是国安公司、全兴酒厂、申花集团的了，那时，足协凭什么将这些球队组成的职业联赛的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呢？

　　　

　　足球改革继续走下去，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职业联赛联盟的出台是一件早晚的事。早做准备可能会掌握主动。足协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它不是各俱乐部共同雇佣的经营人员，也不是从老板手里拿钱的打工仔，而是从政府支取薪水的公务员。

　　　

　　产权问题，这是市场经济最根本、也颇敏感的话题，足球改革要想不被这个问题绊住脚，就得早想办法，不能拖一天算一天地耗着。联赛联盟迟迟不能出台，暗示了产权问题的复杂性。

　　　 公众形象

　　　

　　足协的公众形象并不好，它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霍顿离职，本来足协具有决定权，但非要搞甲A甲B教练联席会议定夺此事，人为地制造矛盾；而原本协助霍顿的足协官员写总结将责任转嫁霍顿之类的做法，是典型的官场伎俩。

　　　 足球是一个新闻较为开放的领域，因此树立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尤显得重要，而这要从改变工作作风入手。

　　　 有一本书叫《改革政府》，讲如何将企业精神引入政府部门，我们的官员都应该学习学习。

　　　 与媒体的关系

　　　 足协官员曾说：我们是一家人。这句话错了。舆论监督如果与舆论监督的对象成了一家人，那舆论监督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足协公众形象的树立，公共关系的开展，都是要和媒体打交道的。而足协与媒体的关系怎样处理也会为未来社会提供一个鲜活的样本。“足球是民主的试验田”，媒体或许比足协更喜欢这句话，因此，媒体中的确存在随意使用“话语权”的问题，好在足协也可以利用“话语权”———每一个“假新闻”都是你澄清事实真相，表明自己立场的机会。

　　　

　　可惜，足协并没有学好“民主课程”，以“无锡官司”为例，报纸状告足协，接下来应该进入法律轨道，可足协利用行政手段达到“庭外和解”。当然，以往足协还曾利用行政手段追查写批评文章的记者，与之相比，现在的做法已经较为含蓄，乐观地看，这也算是进步吧。

　　　 女足

　　　 女足似乎不是问题，如果足球的成绩是足协的政绩，那么女足的作用太大了。

　　　

　　然而，中国的女足运动却处于萎缩状态，摆在面前的具体问题有：今年的奥运会，女足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如果明年美国女足职业联赛开战，我们是否限制女足明星出国效力？我们的女足联赛如何搞？如何避免女足队员在功成名就之后丧失战斗力？

　　　 9月的悉尼，这些问题会突兀地摆在我们面前。

　　　 足球文化

　　　 文化，这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所以它在最后。这也是一个并不迫切的问题，却需要最长的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足球文化，这个词儿可能太虚了，转化为更实际的问题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怎样保证我们的联赛具有长久的吸引力；让我们的球迷“胜也爱你，败也爱你”？我们怎样让更多的孩子投身于足球运动，从而有条件构建完善的后备梯队？我们怎样提高球员的素质，不要被人骂为“嫖客”和“酒鬼”？

　　　 足球文化的建设，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但是，没有足球文化的积淀，没有足球传统的形成，我们的足球就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在低水平上徘徊。

　　以上10个问题，绝不是一个官员能解决的，也不是一任官员能解决的。这10个问题是中国足球改革的“成果”，要想把足球改革推动下去，是无法回避这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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