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很小的时候就要经常跑到人艺剧场给父亲送饭，也经常到后台去玩，或者站在舞台下仰视。现在每有记者 问到他对话剧的热爱从何而来，他总会讲起这些往事。

　　合作与争执

　　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原名濮思洵，解放前参加革命，因工作需要而改名，后来就这么一路叫了下来。他和濮存昕 母亲的婚姻，是一个“红色恋人”式的故事。

　　苏老作为话剧演员的名气，也许远远不能和儿子濮存昕相比。不过，我们都能理解，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荣誉永远归于集体。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苏老导演过《王昭君》、《天之骄子》，主演过《蔡文姬》中的周近，以及《雷 雨》里的周萍等重要角色。不料想４０年后儿子也扮演了周萍。当北京人艺副院长于是之告诉濮存昕，剧院将重排《雷雨》， 并决定由他扮演周萍时，濮存昕的第一反应是“咦，这怎么还能世袭呢？”显然，这件事已不光是濮家，而是中国话剧的一段 佳话了。

　　在同一家剧院，扮演同一部戏中的同一个角色，虽然相隔了４０年，这仍然是儿子和父亲的一次竞争。当然，有 资格对两代“周萍”进行评判的人，只有为数不多的那些人艺的老观众了。至于在濮家父子眼里，“周萍”也许根本不是被看 作竞争，而是子承父业的最佳写照。

　　而更能直接体现濮存昕———父亲———话剧三者联系的当然是他们的合作了。１９９２年苏民导演话剧《李白 》，濮存昕扮演李白。这是父子俩的首度合作。相互间的熟悉与了解自然使排练颇为默契，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更有意思， 也出人意料的是父子之间往往争执不下。对于很多细节，有时父子俩各执己见，而且谁都不肯让步。分歧最激烈的时候，甚至 晚上干脆不回家，白天就在排练场上见。

　　《李白》排出来了，它是濮氏父子在艺术观上有合作、有斗争、有理解、有妥协的一个产物，同时又是他们父子 关系的一个重要纪念。对苏民老先生来说，他意识到“年轻人有他们独特的见解，要择善而从。对年轻人不尊重是很落后的想 法”；而对濮存昕来说，“当孩子认识到父亲的局限性时，他才算是真正成熟了”———这些收获，也许才是更重要的。

　　传统的力量

　　有一个功成名就的儿子，苏老是否感到骄傲呢？他淡淡地说，“我无所谓骄傲。成绩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荣誉 是他自己的。我有三个孩子，对于小昕，我很放心。”

　　事实也的确如此。濮存昕今日的成功，除了前面所说儿时受到的一些启蒙，和父亲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虽然他上 中学的时候已经练了些对口词、快板之类的，经常上街头演出，并且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有些表演方面的天赋，但是“文革 ”使他和那一代年轻人一样，早早中断了家庭的依赖。那时候，父亲的话剧演员身份对他已毫无意义了，他不可能去考文艺院 校或团体，而只能离开家庭去上山下乡。“一家人全给拆散了，我在黑龙江放马，我姐在内蒙古放羊，我弟在河北放猪。”

　　在当时，个人的家庭背景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是濮存昕自己心中始终保存着那一点对表演执迷的火种， 如果不是他后来多年不懈的努力，那么他今天也许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或者下岗工人，却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即使后来 终于成名，他也经历了太久的等待和忍耐。在黑龙江农场他呆了８年；返城后考入空政话剧团呆了９年，却只演过一个主角， ３４岁的时候才开始拍电影、电视，“熬了１０多年才有人理我”，那时候“只要有导演对我说去试试镜，我抬腿就走，但常 常过不了关。那种压抑的、被机会捉弄的感觉，我尝试得多了。”

　　在濮存昕眼里，父亲是个典型的学者，脑子里只有艺术。尤其是父亲戏比天大的认真劲儿，濮存昕印象最深。如 果说父亲没有给过他成功的机会，那么，却毫无疑问给了他成功需要的素质。比较起来，后者也许更为紧要。

　　濮存昕钟情于话剧，但他的知名度更多来自于影视作品。不过，很少有影视明星还能像他今天这般继续对话剧执 迷，人艺这些年有影响的话剧里都少不了他，从《雷雨》，到《三姐妹等待戈多》，到最近的《茶馆》。这其中的一半原因是 因为话剧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至少和影视比起来），还具有一种传统的力量。

　　虽然濮存昕的表演和父亲那一代已大大不同，但他显然十分尊重那个传统。甚至在实验话剧的热闹与喧嚣中，自 己也成了更年轻一代眼里的传统。

　　也许，这“传统的力量”是濮存昕成功的秘密所在。就像他所说，“我的气质、形象，是我４０多年的经历、读 的书、吃的亏表达出来的，这和我一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而和他“一生的经历”关系最重要的，就是父亲和话剧了。（２ 月１１日《中国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