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甬 王孔瑞

　　刘松福的名片上印着９个头衔，他是好几间公司的董事长，温州市第九届人大代表、温

　　州市工商联常委等等。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叫他“刘会长”。

　　他是温州市服装商会的会长。这是一个令外乡人感到陌生的角色———温州服装企业对

　　外展演，他是组织者；企业间出现争端，他是仲裁者；企业被行政侵权，他出面奔走。对于温州服装商会的３０

　　０多家会员单位，刘会长有点像他们的精神领袖和代言人。

　　刘自称现在９０％的精力花在商会上。他自己的服装企业叫“金三角”，但他基本上不

　　说金三角如何如何，张口必是温州服装如何如何。他非由政府部门任命，也不拿俸禄，但外省市向温州服装企业

　　招商，第一个要造访的人是他；市政府要规划“服装城”，第一个要参谋的人也是他。

　　在被称为“民营之都”的温州，像服装商会这样的民间行业商会已经有２２个。商会和

　　活跃其间的会长们已经成为温州经济生活中的一大景观。

　　服装商会是十几个服装老板发起成立的。

　　那是１９９４年。跟温州的其他行业一样，温州的服装业也正处于“前品牌竞争阶段”

　　。服装企业你仿我，我冒你，你卖９０元，我卖８５元，价钱越卖越贱，衣服越做越水。这一循环不仅一圈圈地

　　缩掉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而且具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整个温州服装成了水货的代名词，某个

　　单个企业要走质量之路品牌之路，多半是一条死路。

　　“温州服装的大牌子不树起来，温州服装企业就没有大出路。”刘松福这样概括服装商

　　会成立的大背景。现年６０岁的刘松福中气充沛、抑扬顿挫，大有组织者的派头。服装商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推选出１０个品牌，组团参加当年的中国（杭州）国际服装博览会。这１０个品牌在展厅内连成一体，又在

　　展厅外挂出１０个大条幅。在它们自己的名字前头，都冠着两个大字：温州。

　　“一下子把大家的目光吸引过来了，”商会副会长郑晨爱回忆起６年前迈出的第一步时

　　仍然显得有些激动，他的奥奔尼也是１０个参展品牌之一，“他们都感到奇怪，原来温州也有过得硬的服装，而

　　且还有这么多过得硬的服装”。

　　接下来，北京、大连、昆明这些服装资讯的集散地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温州服装树立“大

　　牌子”的舞台。刚开始参展品牌主要靠理事们推选，１９９６年以后商会有了一个先决指标————国家服装检

　　测中心、省服装检测站的检测结果。

　　国家服装检测中心和省服装检测站是商会出钱请来的。“好的要走出去，首先内部好的

　　坏的要分开。”郑晨爱说。检测结果登在《温州日报》上———１９９６年只有２个优等品，１９９７年６个，

　　去年是２８个。

　　温州服装业渐渐掉头，到近两三年男西服起来的时候，已经完全踏入了一条向上循环的

　　轨道。“大家比谁质量好，谁价格高，”郑说，“你卖６００元，他卖８００元，谁能卖到１５００元，大家都

　　服气他，学习他”。

　　温州服装企业“长不大”的难题解决了，去年产值过亿的企业就有６家，整个温州服装

　　业的产值则由１９９４年的２０亿变成了２００亿。

　　在新的快车道上，刘松福自己的“金三角”却渐渐被甩出了第一方阵。但是刘仍然自诩

　　赢家，他说去年底整个温州服装业订单吃不尽，金三角虽非一流，但也是天天加班。“要是整个行业不行了，还

　　有你这个企业吗？”他说，“这个道理，现在我老太婆都懂了”。

　　商会成了温州服装业的领航员。刘松福们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除了老板之间组

　　织研讨，集纳内部智慧，现在他们开始聘请专家，借用外脑。去年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温州服装走向

　　２１世纪研讨会”，老板们带回去两个方向：一是电子商务，二是软质量————２１世纪的质量不再指硬质量

　　，而是风格等软质量，因为硬质量将是２１世纪的准入证。

　　刘松福认为中华服装协会的年会“没意思”，他说他们还在讲“层层把关，道道检验”

　　。“我是会长，我先动手了”

　　温州服装商会有一条行规：你可以宣传自己好，但不能说别人坏。刘松福说，同行三分

　　怨，商会不光要目光向外，也要目光向内。

　　这条行规甚至没有写在纸上。开大会的时候有人嚷嚷，其他人一附和，刘松福就当场宣

　　布了。话说得很土，说别人坏的人“不是人，是狗生的”。

　　也没有相应的惩戒规定。但是说起来奇怪，这之后这种事情居然一下子就“ 基本没有了

　　”。

　　一个老板说，谁都要个面子。过去没有商会的时候，大家一年到头碰不上一回面，现在

　　大家走到一条路上了，我说你坏，碰到你我会不好意思。

　　当然真要是有违规者，商会也不是没有办法。去年北京搞了个’９９中国时装周，展会

　　评了个“十大男装”、“十大女装”。“温州三家男装企业参加了，也评上了，本来应该叫做’９９中国时装周

　　展示会十大男装品牌，”刘松福说， “但是它们后来大肆宣传，前面不说了，就叫做中国十大男装品牌”。商会

　　买下温州日报半个版，就来龙去脉做出了澄清。

　　温州烟具协会也有一条行规：会员单位不得仿冒他人产品。烟具协会搞了一个整整三页

　　纸的“维权公约”，会员入会的时候，要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同服装协会一样，烟具协会也是在老板们饱受互相仿冒之苦的大背景下成立的。那是１

　　９９１年１１月。会长李坚对当年的竞争局面仍然历历在目：“你好容易推出一个新造型，一种新工艺，一个星

　　期后一条信河街全有了。”东西一样或看起来一样，大家就在价钱上肉搏战。１９９０年李坚入行的拳头产品“

　　王中王”，开始时一只卖９２元，几个月后卖到３元。

　　烟具协会开始维权了。

　　“一个打火机，是你设计的，或是你有显著改进，我们给你登记备案。有人仿冒你，我

　　们打击。”４０岁出头的李坚声音很轻，举止沉缓，虽然风格大异，但气度并不输于服装商会刘会长。“打击”

　　的办法一是砸模具，二是没收成品，补偿给被侵权者。

　　第一次打击，工商部门、税务部门、公安部门、新闻单位一齐前往押阵。“ 我是会长，

　　我先动手了，我们理事单位一一跟上”。这个顺序一直延续至今。“ 哪里砸模具，理事只要在温州，全部到场，

　　”李坚笑一笑，“就像军队一样”。

　　“设计”和“显著改进”由理事们来认定。因此烟具协会每隔半个月二十天要开一次理

　　事会。对他们来说，这项工作并不复杂。“理事都是行家。日本、德国随便哪里出了个什么机我们都知道。”李

　　坚说。要骗过７个理事并不容易，并且，协会还花大价钱买了一套检测设备————可能是国内最先进的一套检

　　测设备。

　　到现在，协会维权产品已经超过７００只。与此同时，温州打火机业产值达到１６亿。

　　全世界的金属防风打火机，每４只里就有３只是“温州造”。

　　１９９７年国家专利局领导到温州了解了烟具协会后，把“维权公约”称为 “对国家专

　　利法的一种补充与延伸”。协会秘书长林崂显然相当认同这种说法，他说：“申请专利的周期是一年，假冒的周

　　期是一个星期，我们的办法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当然协会维权并不“唯技术论”。李坚说着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一个裸体女

　　郎，头上冒出火焰———这是一个会员单位设计的新机型。“他还要申请维权，我先要打电话骂他一顿，”李一

　　边拨电话一边摇头：“世界上这么多东西，就没有别的东西做了？”“也得买我们一点面子”

　　要说到温州服装商会的好处，仕登公司还有一个故事要讲。

　　温州服装声誉好起来之后，很多国外品牌、国内名牌过去在广东、大连贴牌生产的，都

　　转移到了温州。仕登公司正是被挑中的企业之一。去年底正是忙的时候，鹿城区工商部门来了。他们说，既然是

　　贴牌生产，品牌可以贴人家的，但要打上“温州制造”。　

　　“当时很凶的，”刘松福竖起眼睛，“仓库封了，手机缴了，人也带走了”。商会出面

　　，人大、市政府、工商部门一圈跑下来，仕登重新开工。“一个企业要去跟政府部门交涉，门儿都没有，商会甭

　　管怎么说也是一个组织，”一位服装老板说，“商会头头脑脑多半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家也会买点面子”

　　。　　也正是在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温州市鞋料商会赢得了会员们的爱戴。

　　鞋料商会的会员单位主要集中在河通桥市场。因为有部分商户偷税漏税，税务部门干脆

　　在通向市场的各个路口设卡检查。大家都没法做生意了。“我们跟税务部门坐下来协商，”秘书长王耀庭说，“

　　你把卡撤了，我们来宣传税法，参与税收”。

　　税收反而增加了———这之前１９９４年是４００多万元，１９９５年就达到了７００

　　多万元。并且因为会员单位之间知根知底，过去“枪打露头鸟”的现象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王耀庭这样描述现

　　在商会在税收问题上的权力：“终审权当然还在税务部门。”他顿了顿，“不过也得买我们一点面子”。（转自《南 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