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六月二十七日电 题：钟士元追忆香港回归 “故事”

　　中新社记者 董会峰

　　今年九十高龄的他在香港土生土长，担任公职四十年，一生充满色彩，很多政治预言成真。他曾领导一家世界最大的电筒厂；先后担任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首席议员；香港前途问题提出后，他穿梭于伦敦、北京之间，获聘中国政府的港事顾问，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筹委会委员；香港回归后，出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是首批大紫荆勋章获得者之一。

　　他，就是有香港“政坛常青树”之称的钟士元。这位老人在此间接受中新社独家采访时说，他的第二次退休至今已八年。最近几年，他腿脚不便，已不再出席公务活动，也未接受记者采访。但他“脑筋清楚”，对香港的发展还是很关注，每天要看四份报纸，包括两份英文日报。

　　“邓小平强硬而自信”

　　一九八四年六月，钟士元和另两位同事首次访问北京，见到了邓小平。

　　“会面时，邓小平先生首先发言，欢迎我们以个人身份到京，愿意听取意见，但态度显得相当强硬。他说，‘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解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钟士元续称：“至于我们的发言，首先表明支持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权，并实行‘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接着讲述了香港人当时面对九七回归的三个主要担心：担心将来的港人治港，有名无实；担心九七后，中国处理香港事务的中低级干部，将来在执行上不能落实中央的政策，处处干扰；第三，担心将来的领导人改变现行国策，否定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落空。”

　　“邓小平听了，作出回应。他说，‘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

　　钟士元坦承，以今日来看，香港经受住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SARS等考验，“一国两制”方针落实得相当好；当年的忧虑是不必要的，向邓公反映的三个担心都没有发生。“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内地与香港比还很落后，加之前途不明朗，港人存有疑虑。谁能估到，其后的二十多年，中国经济保持这么快的持续增长呢！”

　　九七交接二“故事”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夜，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举行。钟士元也参加了。“那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多贵宾出席的一次盛典，我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被安排在主席台中方一方的最高一排座位上。”

　　“英方的下旗仪式只有短短的二十多秒。聆听雄壮的中国国歌奏响，目睹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升起，那一刻我百感交集，过去一幕幕记忆纷至沓来：三年艰苦的香港前途谈判、十二年的漫长过渡期……喜与悲，都仿似一瞬间的事情。”

　　钟士元对记者说，在十年前那些下雨的日子，还有两个“故事”令他记忆深刻。其一，六月三十日傍晚，由港英政府筹备的第二幕告别仪式，在添马舰东面的露天操场举行，大雨下个不停，多数临时架设的看台没有上盖，宾客表现得相当狼狈。怡和洋行的“大班”亨利·凯瑟克就因天雨地滑，一时不慎，摔了一跤，折断脚骨，受伤的脚有数月都要扎着绷带。

　　另一个是关于钟老自己。“我这一辈土生土长较老的香港人，很少会说普通话。九七年，我八十岁。六月二十九日，为了特区宣誓就职仪式，我们在会展中心彩排，当我引领行政会议成员上台，以不灵光的普通话向董建华宣誓时，引来全场大笑，董特首等人甚至笑到流泪。”

　　“在录音带和同僚的帮助下，我用普通话苦练宣誓词。七月一日凌晨终于过关。可惜的是，香港回归十年了，我的普通话没有进步，能听但讲不好。”

　　港珠澳大桥问题本有机会早解决

　　谈到近些年广受关注的港珠澳大桥(前身为伶仃洋大桥)问题，钟士元透露，如果不是有人阻挠，这个项目，早就解决了。

　　钟士元主要用粤语与记者交谈，偶尔夹杂英语、普通话。他说：一九九六年前，预委会经济小组在北京开会，珠海市负责人梁广大向我们提起伶仃洋大桥构想，希望在香港上岸，只要香港政府同意，不用花费香港的钱。这一意见反映到港府，“末代港督”彭定康不同意。

　　“香港回归后，一九九七年七月下旬，梁广大来香港，在特首董建华办公室，梁广大再次提起伶仃洋大桥。当时我在场，董建华问我什么意见。我说我赞成，时间越早越好；连接珠海和香港的伶仃洋大桥一旦建成，将打开珠三角的西部，对香港的经济利益很重。”

　　“遗憾的是，香港主要官员中有人不同意这观点，反对此项目，事情也就搁置下来，对香港特区是一大损失。”

　　“全国人大释法是很有道理的”

　　香港回归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三次释法。钟士元认为，人大释法是很有道理的，不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

　　“其实，基本法规定得很清楚，人大常委会拥有该法的解释权。英国也有类似释法这样的做法。当某个条文有争论的时候，由上议院六、七位有一定社会地位、法律专长的勋爵，作出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