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广州八月三十一日电题：经济特区要继续杀出一条血路——访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经济特区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

　　中新社记者吴道山

　　深圳特区最大的功劳在于突破，在于否定了计划经济，将市场经济引到深圳来，然后向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推广，并迅速向中国各地辐射。但要回答邓小平提出的“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还要特区人民努力实践和思考，还要继续杀出一条血路，还须规范市场经济，引进更多外资，发展高科技产业。

　　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日前在穗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作此表示。

　　吴南生说，特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探索了经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了不起的收获，但如何才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起来，搞规范化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需要几代人的实践和努力。中国“入关”在即，不规范市场经济，还会有苦头吃。

　　吴南生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从经济秩序到社会管理到廉政建设，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再加上人的道德观念等，才可以说是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这并不是单靠引进外资、学点市场运作就能解决的问题。广东在试验、实践市场经济方面在全国“先走一步”，就应该有义务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也“先走一步”，切切实实地做出经验来，为中西部起带头、示范、辐射作用。

　　有专家称，从二十年前的《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关于广东设置经济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两份珍贵文件，可以窥见吴南生对特区改革卓尔不凡的独特见解和深刻思考。也有人说，该文件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逊色，倘若当年不是邓小平的英明决策，以及有象吴南生这样敢第一个“吃螃蟹”的“拓荒牛”，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敢实践，特区的成长也许会更曲折。

　　一九七九年初，吴南生深入汕头数月调研，并多方征集海外和港澳朋友意见之后，向中共广东省委提出：广东是否可以向中央要求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走一步”，建议在沿海划出一个地方，用比较特殊的政策，单独管理，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引进外资。该思路得到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人的赞同，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获悉要划那么一块地方，却没有定下名字来，当场就表示，“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邓并指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为中国的特区起名，也颇费周折。最后经过了“特区——出口特区——经济特区”等多次变更。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的是“试办出口特区”；十二月，吴南生赴北京汇报时，提出将名字改为“经济特区”，次年，中央正式批准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

　　吴南生称，“经济特区”的名字定下后，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特区条例》，好在时任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的庄世平，从一九七九年起，就不断来往于香港、广州、汕头之间，并送来了全世界各个自由贸易区、边境加工区、出口加工区的各种条例、资料，这些为研究、规划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划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吴南生深深意识到，特区要与国际市场打交道，就必须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否则外商就不会来投资；“没有法律”这就成为当时广东办特区最大的问题；而《广东经济特区条例》的制定过程，正是借助境外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的结果，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的例子。

　　吴南生回忆说，《特区条例》从起草到十三次修改，再到批准公布，只有二千多字，却花了一年时间，真是字字推敲。记得广东将特区法、《特区条例》送到全国人大时，有些人不同意，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的《条例》拿到全国人大讨论。但吴南生坚持，“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如果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谁都不敢办特区”。尔后，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主持下，当时在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任职的江泽民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这就是特区建设的开端。

　　但一九八二年，有关特区的各种压力都来了，直到一九八四年，邓小平南巡，肯定了特区的做法，对特区的非议才减少，吴南生和许多人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广东汕头的吴南生，十四岁参加工作，一九四四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四九年随军南下，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一九七九年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同时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一九八五年九月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岗位退下后，担任广东省政协第五、六届主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