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在中国市场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同行之间是冤家，不愿意合作，愿意与外国人合资、合作，愿意做洋人的二把手，不愿意做中国人的。什么原因呢？原因很复杂，也非个人所能够解决，也非一个时代所能够解决。从根本来说，这根源于人的缺陷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成熟。依靠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对我们来说已经不行，国际竞争不许可。在这个时候，要避免和解决缺陷，使得中国经济强大，企业强大，只有文化、精神、价值观最有效，最能够缩短时间。

　　但是，这需要社会创造一种文化氛围和意识，如何才能做到呢？这里主要从企业角度谈些看法：

　　从一个故事看合作需要一种文化和精神，需要思维方式改变

　　1992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台湾籍的一位商人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他在新加坡办企业，与上海一家企业合资。这家企业派了4个人到新加坡学习，为了获得这个老板的肯定和赞赏——也许是为了回到企业后的地位，这4个人竟然相互打小报告说其他人的坏话。这个老板有点不理解，你们都是大陆来的，是同一个企业的，为什么相互诋毁呢？老板告诉我，“为了改变他们，我就让这四个人抄写《曾国藩家书》，开始，这些人还不是很认真，有潦草的，我告诉他们一定要工工整整抄写，而且明确告诉他们，这一个月，你们不用上班，就抄写和学习这个《家书》。一个月以后，他们上班了，从此以后，相互之间不仅没有再打小报告的现象，而且关系也非常好”。我听后很感动，一个企业家能够以一种方式来平息下属的矛盾，这本身很了不起。这四个人能够通过看书以后相互合作，也非常难能可贵。这也说明，人的行为，是由其价值观和意识决定的，如果我们没有良好的价值观和合作意识，必然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不仅在思维方式和心里不能合作，在大范围的经济、金融行为上也存在类似的行为，这不仅是中国，整个亚洲也存在类似问题。比如在金融上，新加坡、香港、东京都是国际金融中心，90年代以来，曼谷、汉城、广州和上海也都试图建立或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如此众多的金融中心，相互之间的合作却没有，甚至是一种竞争关系，现在上海和香港在竞争谁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是合作发展。

　　在利益社会，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利益固执于自己所属范围的一切而不愿舍弃。企业在合并以后，个人可能会失去原来的老板地位、企业最高领导人地位。有些人觉得没有权力、不自由了，或觉得丢了面子了，觉得低人一等了，原因很多，在面对可能的利益损失面前，而不愿意放弃，也就不愿意合作。合作后，往往是矛盾不断。很多事情因此失败或者被利用。所以，欧美人说，一个中国人是英雄，合作起来就成一条虫，问题就在于不能合作，缺乏真诚的或者说是理想合作。因此，外国人觉得中国人也很好对付。

　　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没有合作精神。中国道家、佛家和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和”与合作，方法就是要求个人看淡、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所谓无私、心不在焉)，这就是对偏见、私利的“空”和“无为”，对自己、个人利益或小范围利益、境界的空与无为，而在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更理想、和谐状态下的有与有为，这就是所谓为民、为天下、理想目标实现的行为过程或达到后的状态(这里仅仅是一种理解)。

　　市场经济并不就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也许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竞争，经济学就是这样的理论，这不是理论，而是教条，是被个人和小范围利益迷惑或固执于此的人不能解脱的借口或理论。历史并非如此，事实也不是这样。

　　1996年，一汽的一个总工程师在一次研讨会上讲了这样一个事情：当时，由于整车不能合资，而只有零部件或其他可以合资，汽车行业的八大厂家，具有丰富的谈判经验，因此，与很多外方谈判中的要价也不是很低，因为我们也可以选择很多其他企业。但是，他们发现，一家外资在中国也几乎找所有的企业谈判，以压迫中国的企业降低要价。为防止在谈判上的相互竞争，外方还联合起来，相互通报与中国企业谈判的情况，统一谈判口径、要价，对付中国企业的谈判要价。而中国企业由于缺乏联合和合作，往往一家企业与某个公司的谈判要价，在与第二家外国公司谈判时，外方已经知道。

　　这说明，跨国公司有竞争，但是，也非常注重合作。90年代以来跨国兼并反映的是企业为了生存完全可以放弃个人的地位、名誉乃至利益。在欧元诞生前，德国、瑞士及巴黎证券交易所三方共同宣布建立欧元联盟计划。国际舆论曾经认为，欧元联盟将挑战伦敦金融中心地位，但后来伦敦证券交易所和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公司签约结成战略联盟，对手成为盟友。从1999年1月4日起，两大证券机构可以通过联网进入对方的期货市场，欧洲市场扩大，金融交易增加，交易成本下降。而且他们将统一编制欧洲300种热门股票的交易指数。双方都表示，欢迎欧洲其他证券交易所加入交易平台。

　　如果考察历史，资本主义在很早就发展了股份制企业，这就是合作，今天的兼并、股权互换、战略投资以及企业之间相互谈判后的种种合作或伙伴关系，都是很好的合作例子，哪里都是完全自由竞争？我们过去经常批判资本主义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现在，当企业清楚这种状态的时候，相互就合作了，不会去死拼。

　　这说明，我们社会缺乏这个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人们被自己小范围的利益所迷惑或固执于此，被经济学的自由竞争教条所迷惑，以此来辩护自己的行为，或作为社会的价值观。

　　因此，中国企业之间要走合作之路，要改变价值观。我们倡导竞争，那是提高水平和道德的竞争，而不是非人性的竞争，这才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和进化。在趋向水平提高和道德高尚的过程中，我们要倡导合作，这也是生存的需要。

　　没有必要都要当第一，第一也有层次和范围、境界的分别

　　有人说，中国人天生想当老板。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大家都想当老板，就有动力，有竞争，就可以发展，但是，如果谁也不愿意放弃第一，就无法合作，肯定有企业遭殃。这就无法在特定的时间内把规模做大，必然导致恶性竞争乃至恶意行为，最后是两败俱伤。在开放和进行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必然被人家利用，这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

　　其实，一个小企业的头和众多合作以后的一个企业的领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企业的社会地位不同。这是鸡头与凤尾的差别，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差别。地位和影响不同，身价自然也不同。但是，没有合作，完全依靠单个资本是无法做到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今天很难成功。当今国内一些企业以进入世界500强为目标，500强很大程度不是依靠单个企业发展而来的，而是通过联合、兼并、收购来的，有些是通过上市收购来的，还不是自己有资金。中国企业如果不走相互合作、兼并、收购这个道路来竞争(当然，也需要资本市场的配合)，那么，500强确实离我们很遥远，如果我们走这个路子，并非不可及。

　　在一个更大的企业中，如果能够合作，那么，原来企业的领导人都可以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学到在小企业、非合作企业所无法学习到的经验和遇到的事情，增加经验。

　　也有人说，中国人最聪明，因此不害怕竞争。确实，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很现实。聪明和智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为了自己个人或单个企业、事业的利益、地位的聪明，而智慧是为了众人、众多企业的聪明和办法。很多人确实很聪明，有个人才智和才能，但是，最后一个企业、一个单位都被搞垮了，原因在于这些都是为了个人、小单位的短期、一时利益的聪明。

　　如果一个人的心境已经超越了其所处的范围和境界，在企业领导人中是否是第一，都是一回事情，如果不争，就超越第一。《易经》在开篇就说，“见群龙无首，吉”，在当今中国做企业家，需要有这样的心态(内心无首，而不是形体上)。这也是大企业、合作后的企业需要一个好的合作的领导班子的道理所在。中国市场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竞争，

　　也需要企业之间的真诚合作

　　今天，对企业家来说，经营和发展企业，我们不熟悉、不了解、需要学习和跟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要创造自己的模式，经营自己的天地而成为一棵大树，所谓自己的成功，那是梦想。他不适合当企业家，只适合当小业主。一个企业家的成功，不仅是广告、信息、招揽消费者和顾客，这些不过是市场竞争的技术和技巧，也不仅是先机导致的机会和强大而产生的大吃小、强吃弱，不仅在于技术投入和市场开拓(指新分化的市场、包括知识产权等)等。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弱小的时候，需要新业务的时候(金融、电子商务或其他)，要学会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特别需要得到同行之间的支持和合作。在没有规模和竞争分散、混乱、企业过多或进入者很多的情况下，要学会资本的积聚，学会相对较高地位下的谦虚、忍让、合作来获得发展，这是当今国际企业发展特征对后起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提出的挑战或跳跃发展要求。

　　我们的社会已经不适合原始竞争，不适合长期的自然过程的竞争。这是因为今天社会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进入门槛条件以及进入后的资金运动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改变，任何一个新行业和竞争对手的出现，因开始就具有强大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投入，对市场的冲击很大。全面的开放和全球化的经济，在一个新企业、新经济早期发展阶段就需要合作，需要合作投资，而不仅仅是自己的智慧、能力和资金，智慧和能力、资金在群众和社会及其支持中，在自己对矛盾、问题的理解和化解之中，在群体的合作之中。

　　合作能够给企业带来什么利益

　　最重要的是积累在人事管理上的经验，特别是协调人际关系(仅仅就中国现在的合作问题来说)。一切事情都是人的事情，只有在更大范围才能有更大的收获，要跨国经营与管理，如果没有这个经验，是不够的。

　　如果企业只知道降价、竞争，只能是利益的降低。如果能够合作，在国际上合作，利益会稳定和增加。比如，去美国上市的网络企业，如果相互之间能够协调、合作、合并或者归并到某两个或三个企业，结果对大家都有利，无论是筹集资金和个人资产可能都会很好，为什么分那么多企业去呢？出口也是这样，每个企业都发展自己的销售系统和海外经销商或代理人，相互不统一，在国内竞争打价格战，到国外去也这样干，最后对谁都不利。家电行业价格大战，亏损的是国有企业竞争力，长期的问题对金融都有影响。为什么不能走合并后的规模经济、规模成本之路以积累利润、集中投资来开发技术和市场呢？今天发展一个企业，没有中国文化做背景和支撑，那点利益和地位、名声不长久，也许很快就消失，或者陷入烦恼和相互的纠缠与怨恨之中，这又何必呢？难道我们今天搞企业、事业是为了寻找和制造冤家和相互的攻击、诋毁吗？

　　企业合作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

　　当然企业合作并非仅仅是企业的事情，很多制度和管理上的障碍，特别是地方行政分割、企业不能大规模裁员、不能彻底破产等，对企业合作阻碍很大。另外，就是对企业家没有一个适当的评价机制，这里不成功，那里照样可以干。这都是体制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地位重于业绩和贡献，没有把业绩和社会评价作为成功的象征，社会也没有形成这样的文化和意识来支持，仍然是官为大、为上。因此，企业没有到边缘，地方政府、企业都不能正确和客观看待其业绩、地位和能力。这也可以看出，企业不能合作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企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埋怨和责怪企业家，也不能责怪政府或者是经济学家，而是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来形成一种价值观，推动企业的合作，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作者：陈炳才/转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