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军

　　提要：“从理论上说，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规范的问题就更谈不上了。因此在这里，规范与不规范之间的差别就不那么清楚和重要。这样倒使得民间创新活动空间更大。……制度上的‘落后’可能同时又是一种机会和优势，它有助于民间力量的成长和创新。如果过分依赖某种‘规范’或‘教条’来鼓励某种经济活动和压抑另外一些经济活动，将会缩小乃至最终丧失创新活动的民间土壤。”

　　从理论上说，我们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更谈不上规范的问题。因此在这里，规范与不规范之间的差别就不那么清楚和重要了，这会使得我们的民间创新活动的空间更大。所以，我认为，制度上的“落后”可能同时又是一种机会和优势，它有助于民间力量的成长和创新。如果我们过分依赖某种“规范”或“教条”来鼓励某种经济活动和压抑另外一些经济活动，那我们将会缩小乃至最终丧失创新活动的民间土壤。

　　中共15届5中全会的会议公报强调了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性。为了实现经济在下一个十年的高速增长，会议在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回味：“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要大胆探索，深化改革，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坦率地说，这几年，“创新”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已是深入人心，特别是当我们开始了解更多的关于“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知识的时候，“创新”二字似乎已不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变成每个人脚下的行动了。

　　9月18日，我应邀在上海财经大学给学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题为“企业家精神与金融制度创新”。在那场报告中，我从经济理论史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含义。我特别指出了经济学理论对制度创新问题的忽视，评价了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缺失。我指出，当书本上告诉我们制度要完善、要规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制度创新是怎样发生的呢？就制度而言，现有的理论都是同一个话题，简单地说就是，制度越完善、越规范，经济越发展。这个说法看起来是千真万确的。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清楚。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现实的经济体制，看看制度完善和制度创新是什么关系。

　　我们看到的经济，无论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的市场经济，还是像中国这样新兴的市场经济，在面上我们都能看到一大块由现有的制度(或规则)管理着的经济内容。庞大的政府部门，历史悠久的大银行、大财团、大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等控制着经济的大部分活动。美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对于这种经济的现状有过精彩的描写和分析。在这一块经济里面，制度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精致，交易的活动完全遵循着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在此之上，政府用法律和管制条例规制着市场制度和交易的活动。当我们新兴的市场经济追求制度规范化的时候，其实就是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学习，引进他们的市场制度、法律和各种政府管制经济的条例。引进证券交易所就是最为典型的制度引进活动。有了这些制度，经济的活动得以有序开展，从而经济得以发展。

　　但是，所有这些制度也不过在规制着一部分或很大一部分经济的活动，而不是全部的活动。正是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兴趣。我的直觉是，剩下的经济活动肯定是在“体制外”进行的。长期以来，经济理论家们始终忽视对“体制外”经济活动的研究，仅有的研究也不过把这些活动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黑色经济”上，远远低估了“体制外”经济活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除了大企业和大银行之外，推动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和民间的金融活动，他们比大企业和大银行所主宰的经济更有活力和更有效率。他们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他们不在“体制内”，因而不受规范的制度的约束，从而更“真实”。

　　一些研究早已发现，在制度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大企业和大银行也开始逐步失去了活力，因为他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现有的制度而生存，不再开拓生存的空间，守成、短见、专家综合症开始成为他们共同的症状。例如，证券交易制度的发展越来越排斥更有效率和活力的创业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银行制度的发展越来越歧视中小企业；创新越来越与大企业无缘。研究证明，我们近30年来的主要发明与产业化几乎都是民间的个人活动。IT产业的发展更加说明“体制外”活动在制度和技术创新中担当的角色，民间力量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没有风险资本市场的出现，没有风险投资家和投资基金的出现，没有创业板证券市场的出现，没有期股期权制度的出现，就没有今天的“新经济”。“新经济”就是这些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结果，但这个创新过程不是政府组织和规划的结果，而是民间活动的产物。

　　对于我们这个新兴的市场经济来说，制度创新有特殊的含义。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承认那些“体制外”活动的“合法性”。从理论上说，我们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更谈不上规范的问题。因此在这里，规范与不规范之间的差别就不那么清楚和重要了，这会使得我们的民间创新活动的空间更大。所以，我认为，制度上的“落后”可能同时又是一种机会和优势，它有助于民间力量的成长和创新。如果我们过分依赖某种“规范”或“教条”来鼓励某种经济活动和压抑另外一些经济活动，那我们将会缩小乃至最终丧失创新活动的民间土壤。回顾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推动经济增长的所有体制上的突破都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的结果，民间的制度创新始终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可以肯定地说，下一个10年，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就看我们能否真正突破“体制内”的规范约束并维持“体制外”的或民间力量的活力了。(转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