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海伦·托马斯

　　我真的有点怀念那被称为“萨姆”的总统专机。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无论是顺境或逆境，萨姆常常伴我度过。萨姆的巨大和壮丽总是让人难以忘怀，特别是日落的时候，庄严雄伟的身影伴随着最后一缕余辉落下。

　　萨姆(SAM)是特别飞行任务(SPEC AL AIR MISSIONS)的缩写。萨姆26000有一个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空军一号。它是一架曾为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服务的波音707飞机。它也是首架喷气式的总统专机。而萨姆27000则是另外一架总统专机。它在尼克松时代开始服役，并且为福特、卡特和里根总统提供过服务。这两架飞机曾经在某个时期同时服役并且互为后备。

　　萨姆26000在1998年退役。其原因是空军觉得它的维护费用太昂贵了。但是直到它退役之时，它仍被用做执行各种飞行任务。国务卿基辛格曾乘坐此机，在越南战争的最后时期与越南共产党官员进行第十三次秘密会晤。卡特夫人也曾乘坐它，率代表团前往以色列参加以色列总理梅厄的葬礼。

　　在我所有的旅行中，最重大、最有趣、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是1972年到中国的旅行。

　　外交是尼克松的强项，飞往国外时他总是兴致勃勃。乔治·布什在旅行里程方面是超过了他，但尼克松经常强调对某些国家而言他是第一个到访的美国总统。

　　基辛格为与中国实现历史性的外交突破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多次的先行访问为尼克松铺平了道路，但关键任务还是尼克松出马。他们合作得很好：两个人都很擅长外事保密。

　　不过，在下面这件事上，保密十分重要。他们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直到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他将在第二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当时我们称之为“红色中国”。

　　我们收到消息——总统将对全国发表重要讲话。当时总统和基辛格走下直升飞机，我注意到基辛格笑容满面，我猜想肯定有好消息，也许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有了进展。

　　但是，事实出人预料。尼克松走出演播室时兴高采烈。访问定在1972年2月。

　　在前期对话中，中国总理周恩来暗示了接待通常的总统记者团的困难，他建议随行记者10名再加上几名摄影师。而白宫却收到了超过2000份采访申请。

　　在关于增加记者团名额的协商中，基辛格可能使用了他的调解技巧。人数增加到28、然后是80、最后是87。尼克松亲自决定了记者团人选，而中国则保留拒绝某些人入境的权利。我是入选的三位女性之一。

　　除了人数，还有许多的技术问题。当时中国与外界的沟通渠道仅限于几个无线电频道。最初，白宫建议把一架飞机改装成巨大的移动广播工作室，停放在飞机场。电视网可以通过它把电视信号传送到通讯卫星上。中国认为此举侵害了她的主权而予以否决。最后，白宫提出了一个传播设施的建筑计划，建筑地点是北京。

　　三大电视网派出了12名记者、25名摄影师和制作人——其中3位是副总裁。余下的名额分别是6名杂志记者、4名电台广播员、2名杂志摄影师、2名摄影技师、21名报社记者、3名专栏作家和1名“美国之音”记者。当时，如此庞大的美国媒体集团同时到中国，还是破天荒的一次。

　　尼克松总统夫妇在飞机上情绪高昂。一位记者递给尼克松一本印刷精致的中国地图，封面上印着“中央情报局”。

　　尼克松问：“你觉得他们会让我带着这个入境吗？”

　　回答是：“这能告诉我们自己对中国是多么的无知。”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在埋头研究有关书籍、图表和地图，飞机简直像是个飞行的图书馆。

　　我们旅途中的第一顿饭就提供了使用筷子的机会，第一次用餐，女士的托盘上都有一朵中国月季。尼克松说，频繁的旅行使他对筷子的使用无师自通，“而她就不行了”，他指着夫人开玩笑说。事实恰好相反，帕特夫人很会用筷子。

　　我请求拿一把叉子。

　　第一站是夏威夷。尼克松住在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有17个房间的豪宅里。在那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大海和附近的群岛。

　　第二天，有几百个人来为总统送行。他临走时对他们说：“明天我将抵达中国。我想从夏威夷出发最合适，这是东西方发生过交往的州。”

　　早上8点55分，我们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尼克松成为第一位踏上中国大陆的美国总统。

　　至于我，觉得自己仿佛是踏上了月球。采访总统时，我们习惯于人头涌动的场面。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载着总统的豪华轿车挂着花边窗帘。我们跟在总统车队的后面，发现没有看热闹的人群，偶尔见到几个人，也很少有人经过轿车旁时会回头或驻足。

　　机场上有42名中国官员、军乐队、500人组成的仪仗队和提前到达的美国记者及先遣人员。没有其他的外交使节在场。除了机场工作人员、记者团的司机和豪华轿车司机，再没有其他的“普通百姓”。

　　尼克松一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幢红砖房子里，周围是空荡荡的花园，光秃的柳树环绕着结了冰的池塘。总统访问期间见到“普通百姓”最多的一次是在2月24日早上，一大群学生和士兵在他住所外的路上铲除积雪。随着积雪的清除他们也消失了。

　　当然，当总统夫妇参观名胜古迹和参加官方仪式时，我们也会见到预先安排好的“群众”。他们都显得过分礼貌和友善。但我们想深入了解宾馆服务员、翻译、警卫、电梯司机和售货员想什么以及做什么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新闻方面也是一片沉默。新闻秘书齐格勒说在可以发布正式消息之前，我们不会得到什么消息，大多数会谈是秘密进行的。

　　我们被带到尼克松住所外等待尼克松与周恩来预定的会晤。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却从后门溜走了——他们悄悄去了毛泽东的住所。中国对毛泽东的住所严格保密，因此事后齐格勒拒绝向我们描述他的房间和地点——紫禁城的西南角。

　　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总共进行了15个小时的正式会谈。我们手头的时间表是这样的：

　　星期一，2月21日：在毛主席的住所会见毛主席，基辛格1人陪同，会见1小时。

　　星期二，2月22日：与周恩来总理有限会谈，3小时50分。

　　星期三，2月23日：与周恩来总理有限会谈，4小时。

　　星期四，2月24日：在尼克松住所与周恩来总理有限会谈，3小时。共进晚餐，饭后继续会谈3小时。

　　星期五，2月25日：与周恩来总理有限会谈，1小时。

　　星期六，2月26日：出发去杭州前在北京机场的全体会议，1小时。

　　作为记者团成员，我们处于好奇的状态。尼克松和周恩来秘密会谈时，中方为我们安排了紧密的日程。当我们想改变安排时，导游和翻译都显得很为难。但是要看要做的东西太多了，8天根本不够。

　　从宾馆开始，我就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疲惫、兴奋和文化冲击。我们的房间简朴但舒适。书桌上有邮票、一小罐茶叶、一壶开水、新鲜水果、巧克力和糖果。

　　奇怪的是，糖果在中国仿佛很重要。尼克松到访前不久，两名先遣人员因病必须回国，路透社的记者发了一个有关报道。中国有些不满，因为尼克松到来前不能走漏风声。作为惩罚，他们把放在几名美国工程师工作间的糖果拿走了。

　　不过，我们的导游、警卫总是十分乐于助人，尽管有时候过分殷勤了一些。

　　乱丢垃圾是不允许的。一位记者把不要的内衣扔进废物筐，而每次回到房间都发现它又回来了，而且还洗干净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另一位女记者和她的一双袜子上。结果，我把橘子皮藏在手袋里好几天，担心它们被扔掉后又跑回来。

　　唤醒电话可真是名副其实。电话里传出来的声音不是“早上好，托马斯小姐，现在是早上5点”；而是不断地大声重复“该醒了！该醒了！”

　　陪伴尼克松夫人是旅行中最愉快的部分，她的日程安排紧凑又不至于太紧迫。帕特在来以前做了不少准备工作，甚至阅读了《毛主席语录》，她的外交手段可以与其丈夫媲美。她尽量避免与导游用方言交谈，导游大多是来自“革命委员会”的女性，当她们的谈话涉及政治时，她会微笑着说：“是的，我知道他的哲学。”

　　其中一天，我们去参观距离北京不远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她在那儿说起了自己在加利福尼亚牧场的少年时代。当我们路过猪圈时，她惊叹道：“这些是什么猪啊？”我说：“大男子主义者。”尼克松夫人看来有些吃惊，尔后大家都开始笑起来——除了我们的东道主。

　　我们还与尼克松夫人一起参观了一家诊所，两名年轻的女医生正为一位病弱的老年妇女做针炙。我们还去了学校和北京儿童医院，她穿着外科医生的白大褂疼爱地拥抱了孩子们。她在北京饭店上了关于中国烹饪的第一课。我想她准是对繁琐的烹饪准备工作有点儿疲倦。她的女主人对厨艺很在行，因此只要有工夫，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要她露一手。

　　毫不例外，尼克松夫人也喜欢购物。她给尼克松买了一套米色的丝绸睡衣，还买了一打有蓝色饰金边的杯子和碟子。她说：“我得给孩子们带点儿礼物。”

　　她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见了一面，她们共同观看一出赞美农民起义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

　　她与周恩来的夫人见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到达北京时，第二次也是在芭蕾舞表演时。不过，每天晚宴时，她都坐在周恩来旁边，想方设法逗他讲英语。后来，她说：“他很有魅力。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而且很有幽默感。”

　　周恩来陪同总统夫妇去了杭州。在西湖边的公园里，周恩来在一笼相思雀旁停下了脚步。小鸟正亲昵地依偎在一起，他看了尼克松夫妇一眼。尼克松夫人马上笑着说：“多可爱的小鸟啊！”走到另一个鸟笼旁，周恩来用中文对小鸟说了几句话。尼克松夫人对他说：“我也这样跟我的小鸟说话。”

　　跟随帕特到处走了几天后，少不了的是每天晚上的宴会，丰盛的晚宴上总会有一种叫“茅台”的高度酒，中国把这类酒叫“白酒”。宴会上大家频频举杯祝酒，在这些场合，大家都为中美关系进入新的时期而高兴。

　　当尼克松夫妇游览长城的时候，新闻秘书齐格勒扮演了一回小丑的角色。当大家都在一间茶室里面休息的时候，齐格勒过来对我们说：“如果你问总统他是否喜欢长城，他会回答你们的。”

　　既然机会难得，我们就一拥而上。《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的查尔斯·贝利抢先问道：“总统先生，你喜欢长城吗？”尼克松回答：“我得承认，长城可真是一堵伟大的墙。”

　　最后我们终于等来了那天的“硬新闻”，为此我们使出了合众国际社的秘密武器——国务院记者斯图尔特·亨斯利。他的父母曾在中国传教，对他来说，这次旅行有特殊意义。当公报发表后，我的任务是接通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电话——每分钟15美金——以便让斯图尔特向编辑部口述报道。

　　他手里拿着公报，浏览了几秒就开始口述，内容包括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方宣称，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此立场不予否认。美方重申对由中国人民通过和平途径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的兴趣。

　　总而言之，我必须同意尼克松的话：“这是改革世界的一个星期”。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大为改观。这次访问也为日后历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或者像帕特在回国的途中说的那样：“世界另一边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我想，他们都是好人。但是只有当头儿的说了算。”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情绪激动地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然后走向停在南草坪上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他登上舷梯，在舷梯的尽头转过身来，双手做出丘吉尔式的“V”的手势。

　　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他于上午10点17分登上空军一号。这是他作为在任总统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所有新闻工作人员都不允许陪同。

　　上午11时35分，在华盛顿，一封信送到了国务卿基辛格的手上。上面写道：

　　亲爱的国务卿：

　　　我现在辞去美国总统的职务。

　　　理查德·M·尼克松

　　与此同时，空军一号已飞到伊利诺州塞勒姆西北80英里。

　　正午，在杰斐逊城上空，空军一号通过无线电告知堪萨斯城，其呼号已经改为“萨姆27000”。此刻，理查德·尼克松已经成为美国惟一活着的前任总统，并且乘坐在跟现任总统福特借来的飞机上。(摘自《白宫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