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中原

　

　以才华出众而又温和谦逊备受瞩目

　　1925年10月28日到11月23日，张闻天从上海抵达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在莫斯科学习、工作、战斗了6个年头。

　　这一批(也是第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中国青年共一百多人。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也有若干国民党政要的子弟。带路的杨明斋，长期侨居俄国，曾于1920年陪同俄共干部维经斯基来华，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

　　在这批人中间，有些后来成了共产党内以至整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如云泽(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与张同住一室)、孙冶方以及陈绍禹(王明)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属这一批。

　　办理入学手续后，每个学生都得到一个俄文名字。张闻天名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姓“伊思美洛夫”。他的笔名“思美”、“洛甫”(后来成为在党内长期通用的别名)，就是取了这姓氏中间的音节。

　　12月中旬，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就开始上课了，张闻天编在第一班，通称英文班。同班同学大多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能够听苏俄教员用英语讲课。张闻天是他们中惟一留学过美国的人。竺廷璋的英语水平也好。他们两人以译员身份在学生名单之外单列。

　　中山大学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六门：一、语言：俄语；第二外语：英语、德语、法语；二、历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资本论》；四、哲学；五、列宁主义；六、军事学。此外还有实践教育。

　　对学校开设的各门课程，张闻天都学得很好。他还担任学校的英文翻译，同时又集中力量学俄语。4个月后，张闻天就开始充任学校的俄文翻译了。他还是“中大”墙报的编委会成员、经常撰稿人。1926年2月，张闻天被批准为中大联共(布)支部局下设的两个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和宣传鼓动委员会)的组成成员，3月又被批准为教育会议成员。

　　张闻天在国内本来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新文学家了，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以他原有的学识和名望，再加上勤奋、坦诚，很快就成为“中大”的突出人物，为师生所瞩目。但他生性内向，并不是个活动家。富有煽动性的演说，交际来往，不是他之所长。他之深孚众望，是因为才华出众而又温和谦逊。

　

　同“旅莫支部”的斗争

　　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不是一所风平浪静的高等学府，这里各种矛盾交织，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大”创办时是一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学校，学生成分复杂。1925年至1927年，中国从大革命胜利发展到遭致失败；在苏联，“中大”从1925年秋创办到1930年夏结束这5年间，联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从党内矛盾发展到公开斗争，直至进行“清党”。中国革命问题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论的焦点之一。“中大”首任校长拉狄克，又是托派的一个头头。这样，“中大”的学生，包括张闻天在内，卷入这场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斗争的引发与进行的方式，又有着“中大”这所学校和中国这批学生自己的特点。

　　1925年底或1926年初，原来留法、留欧的一批学生到达莫斯科以后，按中共旅欧支部和东方大学旅莫支部的格式，成立了中共中山大学旅莫支部。领导人是从法国来的任卓宣(即叶青)。任卓宣认为，来中山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系统学习理论，而是改造思想，经过短期训练回国参加实际工作。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旅莫支部的工作注重于开展“战斗生活”即严格的组织生活，并反对“学院派”研究，即不要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与俄语。为此，还制订了一份包括许多条款的《训练工作指导纲要》，要求大家遵循。

　　张闻天在旅莫支部内担任党小组长，起初，是执行支部决定的。但实施旅莫支部训练办法的结果，造成了党内生活的紧张和不正常。只三四个月，旅莫支部的这一套就引起了广大党团员与学校领导的不满。

　　大约在1926年5月间，召开党员大会对旅莫支部工作进行辩论。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旅莫支部的这一套影响学习和同志关系，因而成了“反旅莫支部的积极分子”。由于任卓宣不接受批评，还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辩论会连续开了4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校长拉狄克作长篇讲话，严厉批评旅莫支部的做法，宣布解散中共旅莫支部。

　　可是，旅莫支部的问题，在1927年夏于塔拉索夫卡学期总结大会上教务派和支部派之争中又被提起。有人把支部派同旅莫支部联系起来，说什么“支部局落入旅莫支部分子的影响之下”。张闻天原是反对旅莫支部的，但这次却甚至被说成是“旅莫支部的领袖之一”。

　　张闻天乃于1928年1月用俄文写成《旅莫支部及其他》，对此污蔑进行答辩和澄清。张闻天就旅莫支部造成的党内生活的紧张和不正常写道：

　　我记得，我们刚到这里时是如何整天坐在小组里进行自我批评，评价谁有百分之几的或大或小的个性，研究每个同志的行为，互相在本子上记录所言所行，作为在会上讨论的材料，我们剩不下时间来研究理论。如果有谁拿起书来读几分钟，下次会上就会批评他，证明他有百分之几的学院倾向。我们做得很多，而又保持在恐怖之中，可是所有这些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被某种迷雾所迷惑了……这就是旅莫支部的实质。

　　文章还呼吁，同“口头上反对旅莫支部习气，实际上保留旅莫支部习气残余”的反党倾向进行斗争。文章指出旅莫支部习气残余的表现：对同志的评价不是根据其工作，而是根据道德状况，把研究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成学院主义，凭借亲戚、朋友、同乡关系联系，相互请喝啤酒或上中国饭馆，并把这些看成是“走进群众”等等。

　

　支持“支部派”

　　1927年六、七月间，中山大学内部又爆发了教务处与支部局之间的斗争。这时，张闻天是支部局的候补委员、宣传鼓动委员会的委员。此时，拉狄克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而被解除校长职务，由教务长阿戈尔接任代理校长。阿戈尔和支部局书记西德尼可夫对学校工作的一些问题存在严重分歧，又各有一批支持者，逐渐形成了派别，称为“教务派”和“支部派”(或称“党务派”)。

　　六、七月间，中山大学在莫斯科郊外塔拉索夫卡举行学期总结会议，两派就学校的教务工作和党政工作展开激烈争论，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会议开了5天5夜，没有作出结论。张闻天和沈泽民、王稼祥参加了这场辩论。他们是支持支部局的。会上，教务派方面曾有人提议开除李卓然、傅钟(他们二人是支部局委员)、张闻天、沈泽民的党籍，付表决都没有通过。斗争之尖锐激烈于此可见。

　　恰在两派争得难解难分之时，“中大”副校长米夫和王明于8月初返回莫斯科。米夫是在王明(作为翻译)陪同下于1927年率宣传工作者小组往访中国，并在武汉出席了中共“五大”(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以后，启程返回苏联的。米夫和王明返校后，采取控制第三势力、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的办法，夺取了中山大学的领导权。暑假后，支部局书记西德尼可夫、教务长阿戈尔都被调离学校，从东方大学调来贝尔曼、库丘莫夫(中国人，首席翻译)接替，米夫则在1927年底接任中山大学校长。对双方活动分子，米夫采取分散和拉拢的两手。李卓然、傅钟、蒋经国等派往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派到列宁学院学习，张闻天与沈泽民、王稼祥等留校。

　　1927年秋季开学，毕业留校的人组成“教员班”(称“三年级第一班”)，共20人，张闻天任班长。教员班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教员，在苏联或到中国任教。张闻天参加了列宁主义研讨组，同组的有潘问友、曾洪易、陈原道、王明。指导教师为弗拉索瓦。

　　张闻天先后讲授“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他还是《国际一周》编委会主席，并且兼任1927年10月入学的一年级二班(又称“工人班”)的副指导员，每星期六下午到班上讲时事和答疑。这个班的学员大多是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张闻天的弟弟张健尔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来莫斯科后，起初也在这个班学习。健尔毕业后进了苏联军事学院，以后当过新闻记者，在30年代苏联大“肃反”中被迫害致死。

　

　反对托派受到打击

　　张闻天留校工作以后，中山大学内的派别斗争因受联共党内反托派斗争的影响而日益尖锐起来。

　　从1925年秋中山大学创办起，党支部局就依靠中国学生党员中的积极分子，宣传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联共中央的观点，反对托派的观点，因此，托派观点在中国学生中没有多少市场。

　　1927年发生“四一二”反共政变和“七一五”宁汉合流，中国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而失败，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过程中的右倾错误就显著地暴露出来了：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忽视革命武装重要性以及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妥协退让等。托洛茨基反对派紧紧抓住这些错误发起进攻。

　　在1927年5月开始的这场围绕着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争论中，“中大”的一部分中国学生接受了托派观点，其中有少数学生加入了托派的秘密组织。在十月革命10周年红场上举行的庆祝游行中，“中大”的托派分子梁干乔、陆渊等与俄国的托派分子一道，在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在斯大林等人的面前，突然打出“打倒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等横幅标语，并高呼这些口号，一时造成混乱，“中大”两派学生发生了斗殴。

　　“红场事件”加剧了联共党内的斗争。12月18日，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反对派》决议，批准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出党。“中大”内反对托派分子的斗争在“红场事件”后也紧急开展起来，对“红场事件”进行了严格的清查。查出参与其事的托派分子十多人，立即开除学籍、党籍，将他们遣送回国。

　　张闻天积极参加了这场尖锐的反对托派的斗争。他和沈泽民坚决地批驳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种种错误观点，在思想上分清是非，对“中大”反托派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此，张闻天、沈泽民遭到一些同情托派观点的人和属于“教务派”的人的忌恨。在一次全校党员大会上，这些人突然提出要支部局处罚张闻天与沈泽民。他们把张、沈痛骂一顿，造谣说张、沈是“旅莫支部残余”，又参加1927年夏天的派别斗争，还诬蔑张、沈怕死，不愿回中国去。会前，他们就在新生中做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在这批人的集中进攻面前，支部局书记贝尔曼作了无原则的让步，给了张闻天一个“劝告”处分。

　　过不多久，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张闻天“事先毫无所知”。会议期间在米夫的安排下，“中大”的王明、潘问友、沈泽民、李培之、孟庆树、朱自纯、秦曼云、杜作祥、瞿景白等作为“指定参加及旁听代表”参加了大会秘书处的工作，张闻天等则在城内参加“六大”的文件翻译工作，直到秋天。

　

　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一派

　　1928年9月，张闻天同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4人，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苏联的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被旅莫中国学生戏称为“四大教授”。

　　按红色教授学院的规定，每个学员都要担任一项党的工作。张闻天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任研究员，其经常任务是，到东方部阅读从中国秘密送来的中共文件，阅读中国报纸，将重要的译成俄文或用俄文写成综合报告，供共产国际领导人参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东方部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他也经常参加。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期间(1929年7月3日-19日)，他和沈泽民被调去担任中共代表团的翻译。　　

　　此后一直到回国之前，原来很感兴趣但“苦无时间”加以特别研究的“中国革命问题”，成了张闻天学习、研究的重点，并写出受到导师高度评价的研究论文和报告。但张闻天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大”这块是非之地，还是卷入了这里的斗争。

　　从1929年春天起，拥护支部局的一派和反对支部局的一派，争论与斗争愈来愈尖锐，争论的焦点一是有关政治的，主要是“富农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问题；二是学校工作问题，主要是“中大”的教育方针要不要“中国化”，进而检讨“中大”支部局的工作方针是否正确。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共产国际东方部(以米夫为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28年7月成立，以瞿秋白为代表)，也有着严重的分歧。

　　张闻天按照东方部的方针，在中国问题研究所参加过富农问题及三个营垒问题一类的争论，不赞成瞿秋白的观点。中共代表团对张闻天很不满，说他“加入过最反动的‘新中国党’”，甚至说他“是国民党的残余”。

　　两派的尖锐斗争，在1929年6月17日开始举行的总结工作的全校党员大会上总爆发。辩论焦点是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辩论持续了十天十晚，通称“十天大会”。两派尖锐对立，秩序混乱。最后表决，拥护支部局的中国同志约有九十余人、俄国同志三十余人，反对的二十余人，还有二三百人表示怀疑。会后，拥护支部局的一派，以“布尔什维克”(俄语译音，意为多数派)自命。反对支部局的一派，认为他们并非真正的多数，连骨干分子算起来才只有29人，其中一人还有点动摇，就给他们起了个绰号，讥之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其时，张闻天和沈泽民、王稼祥因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没有参加“十天大会”；王明、曾洪易已回国内。而实际上拥护支部局的也不止29人，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均在拥护者中。所以，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词与“十天大会”的事实相去甚远。

　　然而，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确实有一批人思想观点比较一致，包括“十天大会”虽不在场而被指为“二十八个半”的大多数人，他们是坚决拥护共产国际、坚决贯彻“国际路线”而与中共代表团不一致的。这批人后来逐渐形成为教条“宗派”。

　　按张闻天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这个教条宗派中的主要成员之一，而且其地位的重要性后来还有提高。不过，他同这个教条宗派为首的王明，个人之间并没有私交，在品格和作风上也大相径庭。

　　“十天大会”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所以，1929年暑假以后，联共(布)中央改组了学校领导班子，1929年10月起，在“中大”进行清党。到1930年暑假前，清党才结束。七百多学生只二百多人顺利通过为党员，开除党籍者达七八十人，团员大多被开除团籍，其余分别受警告、劝告等处分。学校就此停办。中共代表团亦由共产国际监委宣告取消。

　　张闻天当时不是“中大”支部的党员，没有在“中大”清党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也没有正式参加“中大”的清党，但有时也应邀出席清党会议，在会上发过言，当过一二次大会的口头翻译。

　　张闻天日后曾这样评述这次清党：这是米夫、王明宗派反对中共中央领导的第一次决战的“胜利”，这“胜利”为米夫、王明宗派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提供了基础。

　

　反对“立三路线”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左”的错误路线、策略指导下产生的。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依据斯大林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分析，正式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这种理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革命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三时期从1928年开始，是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最后一个时期，必将出现世界性的革命时机。

　　1928年2月、6月、8月，共产国际执委先后给中共中央发出三封指示信，对“立三路线”的形成都有影响，1929年10月26日的第四封信，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封信是在1929年7月发生“中东路事件”的背景下写的，信中认为，“中国已进到了深刻的全国性危机底时期”，提出“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的“紧急口号”，作为中共在当时的中心任务。

　　李立三控制的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并向全党发出第70号通告，规定“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就是动员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并将“武装保卫苏联”列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李立三又在《红旗》上发表数篇文章，系统论述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取得“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左”的路线，他还提出了全国武装暴动的计划。

　　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对李立三的一些估计、主张有不同看法，双方发生争论。罗伯特认为中共党内既要反对右倾，也要反对“左”倾，而李立三则强调主要危险是右倾。

　　因工作关系，张闻天了解到了争论的情况、双方的观点，于1935年5月19日写下理论文章《论两条路线的斗争》。文章认为，中共自六大以后，盲动主义的“残余在党内还是存在着的”，其主要表现是：

　　最近南方各省游击队的胜利，使一部分同志过于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中国现在已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可以到处举行武装暴动，以为只要依靠红军力量就可以取得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在苏维埃区域内，因为反对富农，所以也不顾到中农的利益；在黄色工会中，不用赤色工会的政纲夺取他们的群众，却想把赤色工会支部同黄色工会做组织上的对立等等“左”的主张。

　　张闻天提出：“在反对党内主要的危险右倾时，党是一刻也不能放松反对‘左’倾的。”“对于这种‘左’倾，我们的党必须给以严重的打击。”这些论述，是对正在形成中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理论的尖锐批评，虽然并不彻底。

　　张闻天写成这篇论文后，立即向国内党中央的刊物寄发。但论文还没有走出苏联的国境，李立三就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一类浪漫想象中，发动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全国武装暴动。

　　“立三路线”是短命的。仅3个月，惨痛的失败就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破产。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地位。随后，李立三被共产国际召回莫斯科学习、检讨。

　　李立三在1930年12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张闻天同张国焘、郭绍棠等一起到车站迎接。一路交谈，感到李立三对错误认识不足。张闻天等生怕在开会时形成顶牛，出乎意料的是，在东方部召开的会议上，大家进行一番激烈的批评之后，李立三立即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检讨相当深刻。东方部向国际执委会写了书面报告。紧接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专门举行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讨论会。在这前后，张闻天还领导列宁学院的中国同志开展反对“立三路线”错误的斗争。

　　“立三路线”很快得到了纠正，但导致“立三路线”错误的指导思想“第三时期”理论和“进攻”路线却没有被触动，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和扩充。这就决定了共产国际所选拔和任用的中共新的领导集团，必然在“左”倾的歧路上跑得更远。

　　张闻天也是被共产国际所选中的一个。经过在莫斯科5年多的学习与工作，1930年底，他受命回国。在当时，这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重托。张闻天感到自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机会到了，但事实上，参与领导中国革命的这副担子，对于缺乏实际经验的张闻天来说，是过于沉重了。(摘自《张闻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