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副所长、研究员戴康生

　　李洪志以健身练功为名，打着弘扬所谓“法轮大法”的幌子，以所谓宇宙特性的“真、善、忍”为旗号，自我标榜为“得上乘大法，具大神通”的“神灵”，是上天派到人世拯救人类的“救世主”。其实，都是一派欺世盗名的胡言乱语。他虽盗用了一些科学的名词，剽窃了佛、道教的术语，自诩高于科学，在所有宗教之上，实际上既不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缺乏宗教的基本常识，是地地道道的骗子，“法轮大法”是集迷信、巫术、邪说、歪法为一体的文化垃圾。李洪志操纵的“法轮功”组织，决不是一般民间练功的群体，而是组织严密，行动诡秘，对练功者进行思想控制，危害身心健康，并挑动事端，破坏社会稳定，矛头对准政府，具有政治野心的非法组织。对于这样一股逆社会发展进步而动的逆流和鼓吹现代迷信的造神运动，中央及时做出了反应，宣布取缔李洪志的非法“法轮功”组织，通辑罪犯李洪志，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和要求，得到举国上下的拥护。

　　李洪志的“法轮大法”不是真正的佛法，也不是真正的宗教，是附佛外道。“法轮功”是反人类、反科学、反政府、反社会，具有违反法律、人性与社会道德性质的非法组织。宗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也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宗教表达了人对真、善、美的渴望及对无限、永恒、绝对终极意义上的追求，以一种超尘脱俗的精神来推动人类社会达到公义、和谐、纯洁、道德与圣化，使人获得一种理想境界上的精神升华与净化。宗教教理有较深刻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宗教道德要人不贪不盗、不邪淫、不妄语，教人奉行仁爱、宽容、谦恭、平和、积德行善、助人济世等，与社会道德相通。我国的宗教具有爱国爱教、崇尚和谐、服务社会等优良传统，坚持“四个维护”(即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广大教徒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建功立业、贡献力量。李洪志却大肆宣扬“末世论”与“地球大爆炸”，制造社会恐慌，散布“人类罪恶”论、“政府无用”论、“科学错误”论，唯恐天下不乱。李洪志提出只有他才是当今世上唯一的“真神”，只有他才能“度人”，拯救世界，目的是让人跟他走，以便实现他的政治野心。李洪志所说的“真、善、忍”是蛊惑人心，掩人耳目的弥天大谎，说给别人听的，逻辑也十分混乱。他把自己的生日从1952年7月7日改为1951年阴历四月初八的佛诞日，冒充释迦牟尼转世，而他的父母1951年才刚结婚；李洪志自称4岁时就亲受法师传功，8岁就具神通，还说60年代的雷锋也是“法轮功”的习练者，信口雌黄，“真”在哪里?他口口声声言“善”，对练功者有病不许治，吃药看病是把“业力”压回去了，若不治致死，则称之为“魔”，说“死了就死了”，而他自己有病却看病吃药，报销不误；与邻人为点小利就滋事打架；通过“法轮功”到处敛财，偷税漏税无所不为，连起码的人性、善心与公德都没有。其实，他的那套“多层空间”论、“业力”论和“人生宿命”论，对现世中的人来说已无区别是非善恶的意义了，最好是无所作为，唯一的事情就是跟着他“修炼”，往“高层次”上带。李洪志的“忍”纯粹是鬼话，他自恃为“神”，似应看破红尘，超凡脱俗，却连度己都做不到，容不得一丝不同意见，若对“法轮功”提出质疑，则动辙煽动聚众围攻，制造混乱，连党和政府重地中南海也敢非法聚集、示威施压。这哪里是什么“真、善、忍”，而是“假、恶、乱”，搞盲目的信仰崇拜，是十足的“迷信”，与宗教精神格格不入。李洪志的现代迷信与造神活动，是现代社会的毒瘤，极大地伤害了我国依法信奉各种宗教的广大信徒的宗教感情，亦损害着我国正常合法的宗教信仰及其活动。

　　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的真实面目，已愈来愈清楚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为人们所不耻。但是，李洪志这样一个初中文化程度，当过小号手的人居然能以“救世主”自居，编造种种神话与谎言，肆意反对科学，戏弄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认知体系，蒙蔽为数众多的信众，流毒达数年之久，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其中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与个人原因，略加分析，至少有这样几点：

　　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在剧烈的变迁中。这些变化包括：经济的多成分组成、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的调整、文化的多元化趋势、竞争机制的引入、市场经济的风险、生活节奏的加快、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利益群体矛盾的突出、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与道德规范出现混乱与空白等等。在体制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不健全、不完善，甚至令人不满的丑恶现象，例如社会不公、假货不绝、道德滑坡、腐败现象滋长，人们对一些事情不能理解、不能适应，相应出现不安定感、焦虑感、恐惧感、依赖感。许多人在生活有较大改善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对身体健康与延年益寿有着深切的关注。还有的人追求道德净化、独善其身的生活境界。“法轮大法”打着“真善忍”的旗号，侈谈“修身养性”，利用群众健身祛病的善良愿望、对社会丑恶现象与个人某些不幸的境遇而产生的困惑，迎合了这部分人的心灵渴求及某些功利的需要，使他们受骗上当。

　　二、人总要有信仰与理想，有精神和感情的需要。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正面教育乏力，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冷落，似乎理不正气不壮。一些人思想混乱，出现信仰危机、精神空白。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树立、不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动摇，有着数千年积淀的各种封建迷信、乱力怪神及各种民间的亚文化，或是功利主义的“金钱万能”，经过现代包装就会乘虚而入，抢占思想阵地，搅乱人心。前些时，在社会上就不断冒出各种所谓“大师”、“能人”、“活神仙”之类；加之伪科学、伪气功堂皇登台，还有一些作家文人大肆吹捧，媒体的反复炒作，制造轰动效应。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不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在我国，民间本就有迷信文化肥沃的土壤，人们头脑中祖先崇拜，相信命运与鬼神的观念根深蒂固，且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加上长期的封建社会培育了中国人内心的“救世主意识”与“偶象崇拜”心态，并未彻底根除。正信的传统宗教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一定的限制，并未能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社会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封建迷信仍占有一定的市场，利用管理的疏漏，看相、算命、占卜、风水等又弥散在城乡的各个角落。根据调查数据表明，1998年相信算命的人比例由1996年的1／4多上升到1／3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象李洪志这种自称为“神”，经现代包装的封建迷信、巫术与邪说歪理，往往能欺骗不少人，填补其信仰的失落及精神的空虚，说怪也不怪。

　　三、本世纪科技发展迅速，社会变动剧烈，问题也不少。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国际上各种社会思潮相当活跃，有一定的影响，随着国门的打开与信息通讯手段的现代化，也会渗入我国。例如后现代主义、新世纪运动等，其思想模式是要消解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本质与现象、先验与经验等二元间的界限，张扬非理性、非本质性、反权威性及神秘主义，强调个体的灵性提升。在世纪后期，更是弥漫着一种末世情结，加深了人们对危机的恐惧，对得救的企盼。国内随着传统文化热，也会有人良莠不分，以弘扬传统文化之名，宣扬迷信。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这些思潮与现象对人们的影响不可忽视。我们对此应加强分析研究，做出科学的评判。

　　四、较长时期以来，在群众中普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重视不够，下力不多。一个民族的前途与希望，系于民族总体知识文化素养的全面提高。普及知识教育固然重要，更难更重要的是培植崇尚理性、崇尚真理、崇尚实践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李洪志的“法轮大法”，乱扯什么科学、道德、宗教、人类文明史，看似博学，而任何具备理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常识的人，略加思考细究，是不难觉察其荒谬性的。有些高级知识分子或专家，在某一个领域里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可以是内行，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做出突出的贡献，但对于其他领域或复杂的社会问题却可能缺乏知识，是外行，不一定会得到科学结论，也会步入误区。若不在行又以内行自居轻率地发表意见，往往会误导群众，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还应看到，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或科学家，如果缺乏坚定的信仰和理想的追求，失去人生的价值判断力与意义的坐标，同样也会出现精神的迷茫与失落。有些党员和国家干部，若长期不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与学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未能真正解决，就会出现信仰淡薄、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纪律松驰、精神空虚，那么就必然给一些神秘主义的、虚幻的、不健康的、迷信的东西提供滋生的温床，成为它们的精神俘虏。

　　五、迷信现象的滋生与发展，既有与经济发展水平与人们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相联系的一面，但也不完全是彼此消长的关系，还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当人们对科学领域的一些知识尚未认识或存在较大争议时，当人们尚未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时，遇到人生道路上的曲折、突然的变故与打击、生老病死的困扰、感情上的波折、理想的破灭，往往会产生心理失衡，丧失自信心，内心焦躁不安，缺乏安全感，这时很容易产生盲目的、非理性的信仰崇拜，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较易接受某种心理暗示与诱导，进入迷痴状态。李洪志谎称能通神灵、晓天理、治人心、定乾坤，被一些人盲目吹捧为“奇人”、“大师”，不少人也就怀着好奇心或“诚则灵、信则灵、不诚不信则不灵”的信条，掉入其迷信而神秘的泥潭，愈陷愈深，一时难以自拔。因此，在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崇尚科学精神的同时，也还需要培植人们健康的心理素质，提高人们分辩是非善恶的能力与心理承受力，积极完善心理咨询与医疗网络。

　　我们同李洪志及“法轮功”的斗争，是一场争夺政治思想文化阵地与群众的斗争。解决该问题要抓住本质，立足长期，着力于铲除其产生的社会温床。既要严格把握政策界限，区分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同时应大力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重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的教育，积极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坚持科技进步，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