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上午九时，记者敲开了京师图书馆的大门。

　　任继愈衣着简朴整洁、面色凝重，言谈话语充满活力，很难让人置信已有85岁高龄。任先生不仅现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导师、中国社科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

　　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我们的交谈从时政开始，从法轮功切入。

　　问：您是如何看待法轮功事件的？

　　任：根子在于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质。从根本上说，只有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包括科学修养)提高了，才能抵抗一切有害思想的侵蚀，增强免疫力。法轮功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差距在哪里呢？有神论不相信人有自己的力量，靠外力帮助。我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不是这样，相信人能改变这个环境，国际歌里唱到“不靠神仙皇帝”嘛。从林则徐以来到现在，政党换了一茌一茌，可以说历史总的方向是在朝一个地方走：那就是怎样实现现代化。谁要是违犯了这个历史任务，老百姓就不支持，政府就站不住。现代化是大趋势，它要扫除的是落后的东西、迷信的东西。我们全国上上下下全力以赴搞现代化建设，使祖国强大。一切敌对势力(包括国内外)必然要反对。我们越现代化越科学它越没有根据地，它危害身体也反对共产党，它非反对不可，使人乐观的是伴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社会又会被向前推动一步。

　　问：您的观点是说法轮功的出现根本问题都是文化素质不够，那么怎么解释有许多知识分子也练法轮功呢，难道他们的文化素质也不够吗？

　　任：文化素质包括两个部分，一类是生活文化，表层的，可见的；还有一类是深层次的观念文化，表现在是与非，价值判断和取向，什么对什么不对之上，它随着文化的演变而不断缓慢地潜移默化，比如妇女再嫁放在一百年前可是个了不得的事情，现在女性离婚再嫁已不成为问题。这就是个观念的转变的问题，它很缓慢。民族的特点，民族的性格，民族性，主要表现在观念文化上面，而不是生活文化上面。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法轮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是因为当前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一种信仰危机，您又是怎么认为的？

　　任：不光是信仰问题。还跟科学发展有关。一般社会上把数理化叫做科学，文史哲不算是科学。其实这都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科学的世界观不就是哲学吗？哲学不是科学是什么呢？一般人的偏见是很狭隘的，不学哲学是很糟糕的事情。我们说科学落后就要挨打，众所周知自然科学落后了要挨打，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落后了照样要挨打。这种挨打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我们过去经济建设的失败，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不是外人打我们，是自己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伤亡和经济损失不亚于一个战争。避免物质财富的损失，使人心明眼亮，总揽全局，保证规划成功，树立全局观点，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功劳。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人还不认识。学历史学哲学永远创造不了财富，不光是现在创造不了财富，将来也创造不了财富。可你不懂民族历史的发展，就吃亏大了。懂得社会科学的规律，照规律办法，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少走弯路。创造物质财富有功劳，这一点已经得当重视。(人的)素质薄弱，没有免疫力，一有个风吹他就草动，法轮功我初步考察了一下，搞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相信法轮功比搞人文科学的还多一些。这就说明光自然科学是科学的一半，“半身不遂”不行，一个健康的人不能偏瘫。

　　问：这里面是否牵扯到一个教育制度的问题呢？

　　任：我们的教育对文科的重视不够，投入也不够，好的学生们都去考理科去了，这样就变成这边越来越弱那边越来越强。他对社会性事物的是非判断能力就下降了。有志青年要有一个“远大理想”，远大理想谁管呢？社会科学来管，历史管，哲学管。一个民族没有理想是危险的，那多可怕。

　　问：你曾编过面对中学生的历史丛书110本。你现在还担任全国青少年读书评审委员会主任，充分反映先生非常注重中小学的教育，对于现在过于注重大学教育，你有何见解？

　　答：教育的根本还是在中学。回顾起来，我们自己的成长，世界观的形成，就是在十二、三岁那个阶段。基础打好了，等于打好一生的基础。

　　问：你在人权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西方国家经常性拿中国人权如何来说三道四，你如何看待中国民主化进程这一问题？

　　答：社会改革、政治措施，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明显的地区差别和民族特性。民主有共同性，难处是如何把共同性与本民族的特殊性相结合。几乎没有两个民族或国家完全相同的。像中国这样多民族的大国，正在探索走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没有现成榜样，前进的困难就更大。在中国民主进程发展中首先想到12亿人的绝大多数利益。不能违背这一几千年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现实，速度快了就会乱了，再好的规划设想，如果有大多数人跟不上，想快也快不了。不要忘记美国多少人，中国多少人？中国人权第一条成就是解决了全体人民的吃饭问题，改变一百多年被凌辱、被压迫的处境，中国人站起来了，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受到国际的重视。中国法制建设日趋完善。在民主建设进程中出现新情况要有解释和说法，随着社会的进步，永远总有不合理的地方，永远总有不公平的地方；新的问题出现，把它解决；再出现问题再解决。弊端出现在前头，才会产生纠正弊端的措施，法律才能跟上去。过去靠一个孔夫子那一套可治理天下，现在靠100个孔夫子也治理不了中国。因为中国在进步，在发展，在壮大。人类为了改革社会，曾付出极大代价，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发现十全十美、为人人所接受的最佳民主模式。这个大课题，永远在探索、改进、完善中。

　　问：那么任老对我们年轻的一代有什么忠告呢？

　　任：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别的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远大理想。没有理想的青年没有发展前途；没有远大理想的民族，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被淘汰。

　　问：作为国学大师，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该如何继承和发展？

　　答：人类的发展史和人们认知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如何博大精深，总是历史遗产，不可能已达顶峰而不被超越。他们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离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图》、《洛书》等一些古典文献或传说捧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有两种错误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们统统归之为“封建、迷信、落后”，甚至把近代中国的贫弱、目前中国存在的困难统统归咎于传统文化。二是全盘肯定，数典忘祖，崇洋媚外。这两种表面上极端对立的态度，其后果则是一样的，即曲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妨碍了建设新文化。影响我国的发展步伐。在目前的国情下，后面这种态度更为有害，更值得我们注意。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任何事物总有局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况是数百数千年前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肯定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时，不能不承认其中有许多错误的东西，这不足为怪，也不足为讳。否认这些缺点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把传统文化封闭起来，无限拔高，拒绝批判与扬弃，拒绝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来改进，最后一定是断送中华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继承基础上才能创新。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继承人类精华部分为我们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东西，使之重现辉煌，再攀高峰。这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做法。（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