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五月二十七日电题：中共对外开放奏响时代强音

　　中新社记者杨伏山

　　在中共八十年发展征途中，曾经几度面临重要的历史抉择。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往何处去？中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走出经济上落后的困境，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中共在实践上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在中共历史上三起三落、最后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而实际上主导着中共航向的邓小平，为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展现了他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所具有的胆识和气魄。

　　一九七九年一月，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交通部驻港机构招商局经同广东省协商、国务院批准，在深圳蛇口公社划地二点四平方公里，由招商局在香港投资开发“蛇口出口工业区”，这是中国经济特区的雏形。同年四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提出了兴办后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窗口”经济特区的思想，指示“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出口特区。”两三年间，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先后动工兴建。一九八0年五月，中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中共中央对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加倍呵护，寄以厚望，自决策兴办经济特区之后，每年都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解决特特区建设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并相应制定一些方针政策，有力促进了特区建设的发展。一九八四年一月，邓小平亲自从北京乘坐专列来到深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经济特区。他对经济特区建设成就感到由衷的满意，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和“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使中共对外开放的信心大增。邓小平就说，中国“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是放，不是收”。他从经济特区视察回京后，即指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一九八四年三、四月间，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港口城市。翌年二月，中央又正式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一九八七年六月，邓小平会见来访外宾，对外宣称，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第二年四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果真作出设立海南省的决定，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正式确立兴办。

　　中国对外开放并非一帆风顺，在中共党内一度也遭遇到不小的阻力。为排除中共党内“左”倾阴霾的束缚，一九九二年一月，邓小平再度南巡，沿途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著名论断，再度掀起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

　　此后，上海浦东新区获准开发开放，推动了重庆以下长江流域的全面开发开放。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对外开放伸向了纵深腹地，所有内陆省会城市和部分内陆中心城市获得开放优惠政策，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终于形成。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趋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二十多年来，中共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探索经济体制的改革。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对“市场经济”一词尚“欲说还休”、讳莫如深；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变了这一提法，重新定性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再被视为“异端”。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把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郑重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江泽民在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二十多年来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共成功突破了曾经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也在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积累了加大对西部开发支持力度的实力。中共顺应历史潮流，不失时机地奏响了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旋律；中国西部地区继东部地区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对外真正实现了全面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