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企业的体制和运作方式变得过时，从而要求个人、公司和国家相应地作出改变。自我摧毁是对老企业的挑战，但很少有企业能做到这一点，而做不到这一点的企业很可能被淘汰。对新公司而言，经济机会之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充满着商机，各企业可以在没有地位牢固的竞争对手的环境中成长。那些在教育、基础设施及研究与开发方面大量投资的国家将会成为胜利者。然而，对那些有技能、喜欢冒风险同时又愿意摧毁自己以前的活动并且生活在高投资社会中的人来说，现在是最有利的时机。瑟罗还结合大量具体实例谈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公司及国家创造财富应遵循的八个法则。

　　美国《大西洋月刊》1999年6月号刊登莱斯特-瑟罗的一篇文章，题为＜创造财富＞，副题为《个人、公司及国家所应遵循的新法则》，摘要如下：

　　以往的成功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源泉一直是对自然资源——土地、黄金和石油--的控制。突然之间，这源泉变成了“知识”。知识经济之王比尔-盖茨没有土地，没有黄金或石油，也没有归他所有的工艺。人们是怎样用知识来创造财富的？、需要对社会进行怎样的重组才能形成一种增加财富的知识环境？社会怎样培育对于实现变革和创造财富是不可缺少的那种企业家？需要掌握哪些技能？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在提出一些新问题，提供新答案，探究成功的新法则。

　　法则之一：任何人都不会通过攒钱而变成巨富

　　富人总能在存在巨大失调--即由新情况造成的经济中的不平衡状态和可乘之机--的形势下看到努力和投资的机会。某种东西--通常是一种新技术--带来了开发一些新产品的机会，这些产品有着迥然不同的潜力。现在的比尔-盖茨是这种情况，当年的约翰-洛克菲勒也是这种情况。他们两人毕生的积蓄都仅占他们全部财富的一个零头。省吃俭用地攒钱、在正常均衡的局面下投资，这会使人到老年时生活舒适，但决不能变成真正的富翁。

　　在将被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这一巨变中，新的技术机会创造财富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过去15年美国造就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即使是在扣除通货膨胀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因素之后也仍然如此。比尔-盖茨即便花上将近l亿美元为自己盖一栋房子，他所盖的房子在美国也只是屈居亚军的豪宅。1982年只有13位亿万富翁，到去年秋天已增加了176位。这189个人的财富加在一起，远远超过l万亿美元。如果这个统计是在7月份、而不是在10月份作出的，此名单上还会多出20几个人。随着股市的回升，到年底这些人大概又会回到这个名单上来。去年，要济身于最富的50位美国人的行列，至少需要拥有29亿美元的身价。最富的美国人并不掩饰他们的富有：他们积极争取榜上有名，并拿出他们的财务记录来证明自己是实至名归的。他们希望被看作经济领域的胜利者。

　　这种财富剧增的情况在美国并不多见。在50年代、印年代以及7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现在快得多(从1 950年到1970年的增长速度为1970年至1998年的两倍)，平均财富也有所增加，但那时并没有形成巨大的财富。那时在美国并没有突然产生一批超级美国人。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人与今天一样富有聪明才智、具有创新精神并怀有雄心壮志。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民主与资本主义--也与今天元异。成为富翁的机会不在这些方面。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的情形上一次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即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当时有两项发明在改变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带来创造巨大财富的机会。

　　首先是公司产品研制实验室的出现。德国在创立其化学工业的过程中确立了系统化工业研究与开发的概念。技术进步不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而可能是系统发明的结果。以前，经济发展靠的是我们可以称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伟大工匠的那些人物--詹姆斯-瓦特、亨利-贝塞麦和理查德-阿克赖特的聪明才智。技术的进步并非同科学的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贝塞麦一直不知道他的鼓风炉的工作原理。他只是不停地鼓捣直至成功而已。

　　电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另一个推动因素。电气化使得一系列新的行业(电话、电影等)得以出现，并彻底地改变了每一个原有行业的生产工艺。

　　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经济事务造成了剧烈的中断，开创了做以前末做过的事情的机会。以前做过的事情也可以用新的办法来做了。聪明人和幸运儿不必满足于拥有竞争性极强、生产那种赚取债券市场“均衡”收益率的商品的公司了。用经济学家们的行话来说，高的“不均衡收益”取代了低的“均衡收益”。美国第一批亿万富翁(以根据通货膨胀调整过的美元计算)--洛克菲勒、卡内基、梅隆、摩根、施瓦布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法则之二：有时成功的企业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全自己

　　企业必须在依旧成功之际甘愿自我毁灭方能建立起将会变得成功的新企业。如果它们不自我毁灭，别人就会把它们毁灭。

　　不均衡既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也意味着巨大的威胁。在1960年最大的25家企业中，仅有6家依然留在1997年的名单上。那25家公司中的大多数都被并入其他公司了，还有两家停业了。在20世纪初美国12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 1家已看不到21世纪的开始。技术突破不断出现，经济环境不断变化，而那些公司却不能适应这种情况。

　　老的大公司懂得那些改变世界的新技术。这种技术往往就是它们发明的。但它们有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当突破性技术出现时，这些公司必须摧毁旧的东西，建立新的东西。例如，在晶体管取代电子管以后，5家电子管制造商中有4家始终未能制造出晶体管，其余的那一家现在也退出了舞台。当微处理机使个人电脑得以取代主机成为计算机行业中居支配地位的快速增长市场时，该行业老的龙头公司--IBM一败涂地，出现了两家新的执牛耳的公司--英特尔和微软。IBM懂得这种新技术，也希望竞争一番，但却不能摧毁它的旧有业务(主机)以建立新业务。在80年代，IBM卖掉了它在英特尔公司中20%的股份。如果它今天依旧握有这些股份，IBM总的市场价值会比今天多出将近30%。

　　新公司具有很大的优越性，那就是不必通过自我毁灭来保全自己。

　　法则之三：除了剧烈的技术变革之外，还有两条道路能带来高增长率

　　和高收益率的机会，即社会的不均街与发展的不均衡

　　企业家们能够发现社会领域出现的改变人们习惯的机会。星吧咖啡公司就说服美国人宁花2.5美元到咖啡吧去喝一杯咖啡，而不再到当地餐馆花50美分买一杯来喝。他们把一种经销网点遍布各地、没有人能从其销售中赚到多少钱的竞争激烈的商品变成了一种非竞争性的、有差别的产品，并创造了一个收益率很高、能使人发大财的迅速发展的行业。

　　海上航游业则利用了人口方面发生的变化：过去20年中，老年人的相对购买力增加了一倍。20年前，70多岁的人的现金收入比30多岁的人低40%；突然之间，现在70多岁的人的现金收入比30多岁的人高了20%。至少从埃及艳后克娄巴持拉那个时代起就为人们所了解的海上航游业变成了老年人的最佳休闲方式：我们载着你走，你自己不必迈步。一些游轮公司的老板通过利用社会领域的不均衡变成了亿万富翁。

　　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财富所带来的难题是社会领域的不均衡通常所反映的是现有财富的转移，而不是新财富的创造。那些出售传统咖啡的店铺的销售额现在减少了，数以千计的小餐馆赚的钱少了。星吧咖啡公司每杯咖啡多收了两美元，这两美元就不能用在其他地方了。

　　只要一些国家或企业家能在欠发达国家内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便会产生我们所称的发展不均衡。

　　法则之四：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使资本主义行之有效，

　　要比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使之有效难得多

　　系统的通货紧缩不是必然出现的情况，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下述可能性变得相当大：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考虑，在价格开始下跌的时候，标准的经济运作程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全球化正在迫使价格下跌。生产在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结果是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你可以随便点出一种重要产品，计算一下如果每一座工厂都尽最大能力生产的话全世界的产量会有多少，然后再减去全世界会购买的数量，那你就会看出，世界的生产潜力至少比可预计的消费多出1／3。汽车、半导体芯片和石油，这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三个。在生产能力如此过剩的情况下，价格下跌是毫不奇怪的。为保住自己的设施较接近于以全部能力生产，公司有着降低价格的巨大动力。

　　全球化还带来了改变惯常的工作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降低工资的压力。德国宝马汽车公司利用它在美国建立一家制造厂的能力作为迫使工会同意改变德国的惯常工作方式的手段。在德国实行了弹性上班制度，活儿多的时候工厂可以在周末开工，从而使成本降低了1／4。活儿少的时候，工人可以凭他们在银行帐户中积蓄的工时领取工资。除非一年中的总工时数明显超过标准工作时间，否则不支付加班费。该公司正在把这些做法推广到它设在英国的越野车制造厂。英国工人被告知，他们必须缩小他们同德国工人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存在的30%的差距。宝马公司无须发出这样的威胁：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越野车的生产就会迁往别处。人人都明白这一点。随着劳工成本和工资的降低(过去25年中，同样的压力迫使美国收入最低的1／3工人每周的实际工资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价格最终肯定会开始下降。

　　亚洲的经济危机大大增加了降价的压力。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必须增加出口，而要增加出口就只有降低价格。它们的全球竞争对手--大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若是不想失去其市场份额，就只好同样降价。在发达国家内，类似的压力来自韩国和日本。

　　新技术，特别是对能源、矿产和农产品有影响的新技术，也在促使价格非常迅速地降低。今年年初，石油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水平。黄金价格也比仅几年以前大大降低了。每次降价都是因为新工艺的出现大幅度降低了开采成本所致。

　　缩减规模和业务外包也是导致降价的因素。在美国，公司同其供货商签订要求逐年降价的合同是通行的做法。例如，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同主要汽车生产厂家订立了每年降价3%的合同。业务外包是订立这种苛刻的合同的主要原因，因为较之对内部的供货部门而言，对外面的供货商提出苛刻的条件要容易一些。如果外部供货商因降价而赚不到钱，那是他的问题。但是，如果内部供货部门赚不到钱，公司的某个采购部门所赚的钱就是某个销售部门损失的钱，公司总的利润并没有增加。由于订立这种外包合同，去年美国新汽车的价格自1970年初以来首次出现了下跌。

　　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人们不惜代价地避免负债。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加上通货紧缩率)非常高，而且还债所用的美元要比借钱时更值钱。欠债的人希望尽快还请债务，因为实际债务负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加重。如果价格下跌10%，lOO美元的债务实标上就会变成110美元的债务。如果减少债务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那就没有人会往那些能带来增长的项目上投资了。

　　法则之五：没有什么机构因素能取代个人创业精神成为变革的动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的过程。新的破坏旧的。创造和破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力。企业家则是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核心。他们把新技术和新概念积极地应用到商业中去。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变革动力。

　　若要创建新的模式，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老的模式就必须打破。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会反抗。他们不愿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19世纪末，企业家们建立起摧毁地方公司的全国公司；20世纪末，他们又在建立摧毁全国公司的全球公司。

　　历史告诉我们，扼杀创业精神易如反掌。它是人类的一种根本的、但却是极其脆弱的特性，尽管它具有创造与破坏的力量。在大部分时间、大多数地点和大多数人中并不存在企业家。经济上存在着可能性，但是它们或者没有被发现，或者人们缺乏利用这种机会的干劲，或者所涉及的风险看来太大。

　　当社会的组织方式使那些旧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不能被撇开的时候，企业家是无法出现的。必须建立那种使企业家能放开手脚破坏旧东西的社会制度。然而，破坏旧东西也很容易被看作陷入混乱。不准备同过去决裂的社会也不希望出现企业家。

　　欧洲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欧洲的储蓄和投资均多于美国，欧洲人受教育水平高于美国人，他们对科学的基本了解丝毫不比美国人差。然而，新的21世纪智能工业中没有一个是欧洲创立的。去年，欧洲最后一家本地计算机厂家--西门子一尼克斯多夫公司的生产部门被卖给了台湾的宏基公司。一个完全退出计算机业的地区怎能在21世纪走在前列呢？本应存在的欧洲企业家实际上并不存在。

　　技术几乎永远受社会的支配。创意不被采用往往是因为人们不想采用。某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并不等于它一定会发生。要把真正新的创意推向市场，需要极大的毅力。在对古希腊的考古研究中曾发掘出蒸汽玩具，古埃及的寺庙中有过汽动大门--然而，直到18世纪才出现作为经济生产动力的蒸汽机。革命性新产品的出现需要有适宜的社会环境。

　　法则之六：把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社会是不会具有创造性的；

　　但是，没有一定程度的秩序，创造性就会消失

　　请考虑一下15世纪初中国的情况。当时，它的好奇心、它的探索本能以及它的建设欲望使它创造了发起一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所有技术--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其后的400年中没有出现过。当时中国拥有炼钢所需要的鼓风炉和活塞风箱( 11世纪末中国每年生产的生铁数量在其后的700年中在世界上一直没有任何国家可及)、用于军事征服的火药和火炮，用于印刷的纸张和活版，用于生产过剩农产品的铁犁、马轭、旋转脱粒机和播种机；能钻探天然气；在数学方面有了小数、负数和零的概念，使中国人在这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人。在庞大的中国舰队在非洲东海岸探险的大约同一时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非洲西海岸进行着规模小得多的探险。中国在七次重要探险中用以探索印度洋的船只比哥伦布所用的船只大三倍。

　　但是，本来有可能发生的地域征服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中国人先是拒绝、最终忘却了那些本来会使他们称霸世界的技术。革新受到禁止。朝廷有令不准建造新的远洋舰只，也不准到中国海岸线以外的地方航行。到15世纪末，对秩序的要求压倒了人的本能好奇，压倒了探索的意愿，压倒了建设的欲望。

　　一个社会要促进知识的发展并对之加以利用，就需要有适度的混乱和秩序。过分强调秩序(如中国)不行，过于混乱(如俄国)也不行。今天的美国和日本与当年的俄国和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没有像它们那样极端。美国混乱有余而秩序不足，虽有创造性却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各种创意。日本则秩序有余，混乱不足，缺乏创造性。若能彼此取长补短，两国都会受益。成功的社会在秩序与混乱之间造成一种紧张关系并加以管理，使两者都不致失去控制。如果社会不能容忍变革带来的混乱，新的创意很容易遭受挫败，然而，社会又必须维持适当。的秩序，才能利用创造性的突破。

　　就个人而言，这些力量表现为传统与叛逆之间的紧张关系。爱因斯坦在15岁那年从中学退学，一年后放弃了本国国籍，在社会、经济和道德三重意义上都过着边缘人的生活，自称吉卜赛人、被视为放荡不级羁的波希米亚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生活是在科学和社会两方面都从无序中寻求有序。巨大的创造性需要严酷的现实、丰富的想象力和不合逻辑的跃进。只有具有反叛精神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创业与组织技能、好奇心、探索的意愿以及进行建设的欲望是可以提高的。那些已经掌握了现有知识但却没有被这种知识所束缚的人都具有有用的好奇心。

　　法则之七：以知识为基础的成功的经济要求政府在

　　教育、基础设施及研究与开发方面投放巨资

　　这不仅是要有才华横溢的人和有闯劲的企业家的问题。新的经济游戏既是团队竞技又是个人运动。没有全队的支持，个人就会失败。没有个人的主动性，全队就会失败。两者缺一不可。

　　有些国家愿意在研究与开发中投资。也有些国家不愿这样做。投资多少合适，并非显而易见。世界四大工业国花在研究与开发上的钱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是相仿的：法国和德国为2.3%，日本为2.8%，美国为2.5场。但是，它们在这方面的开支之所以相仿，是因为它们都不愿意其他三国超过自己，而不是因为它们所花费的数额是恰当的。

　　美国私营部门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大部分(占4／5)是由大公司进行的。然而，就是在这些花钱多的公司当中，开支水平也有很大差异：波音公司的开支占销售额的4%，英特尔占9%，朗讯占12%，微软占17%。开支的多少取决于有关公司所在的行业及该行业中的公司是否认为基础科学已经完备、从而可以在研制新产品或新服务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了。英特尔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几乎全部来自过去三年中研制的产品，而IBM公司的利润只有大约30%至40%来自近期研制的产品。对于国家和公司来说，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与研究与开发开支并不是一码事。欧洲在研究方面花的钱并不少，但反现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这种花费似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显而易见，要使开支产生效果，就必须在进行研究之后接着开展那种为使新开发的技术在经济中扎根所需要的活动。例如，美国超越欧洲的主要不是在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的开支方面，而是在信息硬件和软件的投资方面。1999年，美国这方面的投资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法国和德国的两倍。研究结果没有多少差别，利用这种研究结果所做的事情却大不相同。

　　研究与开发开支的私人收益率(即为此出钱的公司所得到的金钱上的利益)平均为24%。但是，研究与开发的社会收益率(即整个社会所得到的经济利益)却为66%(这是把八项不同的研究结果加以平均后算出来的，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从50%到105%不等)，几乎为私人收益率的3倍。研究与开发所得到的利益有2／3并没有到出钱的公司手中。这个结果(从未有经济文献对此结果提出异议)有力地证明研究与开发能产生巨大的、积极的社会效果。如果完全由私营公司来做这项工作，它们仅会花极少的钱，因为它们得不到自己的研究活动所带来的全部好处。

　　由于政府并不计较究竟哪些美国人会得益，所以它能在研究与开发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与开发开支的收益率比经济中任何其他方面的开支都高。政府现在每年拿出的钱在研究与开发总开支中约占30%，但是，鉴于这种开支的收益率为66%，政府应当大大增加这种开支才是。总体说来，美国人在研究与开发方面投资太少。简言之，基础研究方面的社会投资的效益将是经济学中再明显不过的事情。

　　如果人们争取扩大现有的知识，而不是设法实现重.大的突破，私人的收益会更加有把握得多，因此，私营公司往往把它们的钱集中用于研究与开发过程的开发这一端。这样，投资与收益之间的间隔也会短一些，而在商界，速度就是一切。由于私营部们存在这种倾向，政府应当把钱花在推动基础知识进步的长线项目上。这是私营部门不愿投资的领域，但也正是能够实现那种给私营企业带来商机的突破的领域。正因为如此，生物技术应当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地方--亦即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这种技术得不到发展。没有哪家私营公司会像国家卫生研究所那样进行投资--即便有关公司知道这种投资一定会成功也罢--因为从投资到制成可销售的产品，至少要25年的时间。

　　法则之八：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对个人来说最大的未知数

　　是如何在一个无终身职业可言的体制中拥有一种终身职业

　　对个人而言，教育向来是一种高风险投资。有2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到头来拿不到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他们投了资，但却没有收益。但是4近来风险变得更大了。在赢利公司不断缩小规模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为获得一种终身职业所需要的投资呢？

　　对我那一代高中毕业生来说，终身职业的概念是有意义的。50年代我在蒙大拿州读中学，该州的许多高中毕业生一开始都在铜矿上做工。起薪不低，而且每年肯定能加薪2%到3%。当时有一个技术阶梯。工人可以通过充当地下小火车或其他重型设备操作员的助手，学会必要的技术，升为操作员。那些看起来比较聪明、有头脑的人可能被赋予地下引爆责任。每次升级后,小时工资都会随之增加。工人到了35岁左右便有望升至薪酬的最高一级，即成为按所掘巷道的长度、而不是按小时领取报酬的合同工。他不再是工资的奴隶了。在这种职业阶梯上，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可能赶上大学毕业生。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那些矿井业已关闭。成千上万的矿工遭到解雇。

　　当时仅存在于衰败行业中的情况--即技术突然变得无价值了--现在无所不在。即便在繁荣时代缩减规模也是通行的准则。在全球经济中，如果世界上某个别的地方的技术工人的工资更低，公司就会迁往那里以降低生产成本。它们不一定非要雇用一批固定的工人不可。当新知识使老的技术变得过时的时候，公司就希望雇用已经掌握了这种新知识的工人。它们不想支付再培训费用。90年代的后几年，尽管经济繁荣，赢利状况较好的公司每年解雇的员工都超过50万。以往的技术阶梯已不复存在，以往的终身员工也不复存在了。

　　今天的高中毕业生也得到了这样一种或明确或合糊的信息：“你在任何公司中都不大可能被终身雇用。你将需要学会对自己的终身职业负责，管理好自己的终身职业。每年定期加薪这种事已经成为历史了。”

　　如果说一个公司内部不存在升职阶梯的话。或许在不同公司之间存在着这种阶梯。这就是说，开始时若在A公司表现得好，会导致在B公司得到受培训的机会、更好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工资。但情况对大多数雇员来说并非如此。有关公司不会告诉其他公司哪些人是它们的好雇员--即便它们不能给这些人晋升的机会。它们不想失去、这些雇员。即使它们告诉了其他公司，那些公司也不会相信，而会怀疑它们是想除掉不好的员工。同样，各公司也不想因此惹官司。如果有人问起(也很少有人会问)，这些公司愿意向其他公司介绍有关某个谋求新工作的人的事情只有一件：不错，此人在我们公司工作过。

　　跨公司的升职会遇到其他问题。45岁之后跨公司调换工作已很困难，到55岁以后就是不可能的了。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上，年纪较大的员工所带来的经验和技能往往是过时的；而年轻、有潜力、看起来更有前途的雇员又总是不乏其人。

　　缺乏晋升机会这种现象在收入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年龄在加至40岁之间的高中毕业生的实际收入比以前低得多。现在工作机会很多，失业率很低，但却没有机会获得技能并从而获得高工资。缺乏接受在职培训以获得新技能的机会是近些年来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工资差距加大的另一个原因。

　　大多数男性员工的实际收入也一直在下降。高中毕业的男性员工的起薪不如其他工业化国家高，也得不到大多数其他国家工人所能得到的那种中学毕业后的培训。与此同时，最上层那20%员工的工资增幅比任何时候都大。收入和财富的差距不会给经济造成问题，但它大概会给一个民主国家造成长期存在的政治难题。在一个经济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中，又怎么能鼓吹政治上的平等呢？

　　问题不在于就业。美国90年代的就业机会比任何时候都多，但一半以上工人，的工资却在下降。与就业岗位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终身就业岗位少之又少。

　　美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每一位雇主都希望在培训制度方面白占便宜。“你培训，我雇用”，这就是美国人的行事方式。每当失业率不高的时候，雇主们就牢骚满腔地抱怨受过训练的工人太少，其实他们自已是从不进行培训的。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的抱怨有什么奇怪之处。至于雇员们，由于没有升职阶梯，他们无法明智地自己掌握适当的技能。由于他们会经常由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公司，他们不知道自己将需要什么技能以及那些技能在多长时间内帮助他们找到挣钱的机会。其结果，他们自然就不会为获得技能而投资。

　　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大难题阐述起来容易，解决起来却很难。技术的进步正在造成一种迅速取代我们原有的国家经济的全球经济。各国政府无法控制这种新经济，然而，任何人--至少是所有美国人--都不想建立也许能够控制这种经济的全球政体。结果，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从根本上说是无法管理的经济制度之中。在遏制1997年亚洲经济灾难方面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们可以预计今后将遇到的许多这类困难之一。

　　以前为管理和维持自己的经济制度伤脑筋的各国政府现在正慢慢地被排斥在外。全球金融发生的变化几乎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压垮了，只有几个最大国家的政府除外。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们对信息和资本流动的控制。他们不能控制什么人进入他们的国界或者在文化方面打入他们的国界。他们手中仍然有军队，但却不敢使用它们，因为战争的实况现在都被展现在电视上。

　　反过来说，全球企业的权力--也许应当说是它们不受政府监督的自由--随着公司的下述能力的增加而增加：它们可以迁往最有利的地点并可以在取得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的竞争中挑动一些国家反对另一些国家。

　　随着各国政府的萎缩和全球公司的扩大，出现了第二个重大的问题。放眼望去，我们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国家之间、公司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在加剧。资本收益在增加，工人收益在减少。公司要么参加全球市场的角逐，要么参加“尼基”市场的角逐，中等规模的国家公司成了濒临灭绝的物种。国家政府一向是采取行动控制这种不平等现象的。但是，他们在丧失了管理经济制度的能力之后，也丧失了限制经济不平等的能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普遍存在着更大的不公平的世界上。

　　第三次工业革命使老的体制和老的运作方式变得过时了，从而要求个人、公司和国家相应地作出改变。

　　对于个人，我的忠告是：技能，技能，还是技能。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的经济前景是可悲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没有技能的人的实际工资在下降--将继续存在下去。劳动大军中属于下层的那2／3的人受教育的需要尤其迫切。在一个体力劳动挣钱少、脑力劳动挣钱多的世界上，这部分工人必须大大提高受教育水平。韩国8年级学生中成绩最差的那1／4学生的平均分高于美国同年级中同一部分学生的成绩，这是根本不正常的现象。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创业的机会极少；今天，这种机会很多。但是，我们在报纸上每读到一个取得成功的故事、每出现一个新的亿万富翁，背后都有数十位企业家破产，只是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悲悼罢了。走下坡路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

　　自我摧毁是对老企业的挑战。它们能否本着进取的精神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会--即便这意味着有意识地摧毁现有的有利可图的活动也罢？历史昭示我们：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很可能被淘汰。对新公司而言，经济机会之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充满着商机，各企业可以在没有地位牢固的竞争对手的环境中成长。

　　那些在教育、基础设施及研究与开发方面大量投资的国家将会成为胜利者。我们需要有一项国家投资预算，使我们对自己如何花费钱财做到心中有数。我们目前存在着负储蓄率，这决不是成功之道。

　　然而，对那些有技能、喜欢冒风险同时又愿意摧毁自己以前的活动并且生活在高投资社会中的人来说，现在是最有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