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林

　　人“走”的时候，会带走一段历史；如果历史不被记录，如果历史的记忆不被传递，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世纪之交，各大媒体纷纷开始回顾、评出重大事件。这有些让人感到荒唐：为什么一个人为的时刻划分，同样的清晨日出，却被赋予如此不同凡响的意义？我常常想，人类切割时间的能力，堪称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不会浑浑噩噩一顺水地过下去。人，有了停顿的概念，才会有反省的机会。

　　在众多媒体对20世纪重大事件的排行榜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总是名列前茅。最近，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纪念碑”即将破土兴建。这个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纪念碑的英雄主角，美国的二战老兵们，已经在迅速凋零。

　　80岁的厄尔·福克斯，在去年退休之前，是美国参加过二战的最后一名现役老兵。高龄服役的厄尔·福克斯，并不是一名高级将领。在二战中，他在海军鱼雷艇和潜艇服役，战后两年，他和大多数二战士兵一样退役，之后进入医学院学习，成了一名医生。1974年，他55岁的时候，又从医生的岗位上退休。他喜欢驾驶游艇，退休后不仅担任帆船俱乐部会长，也帮助当地海岸防卫队工作。有一次，游轮上一名旅客急病发作，却跟海岸防卫队的军医联系不上，军方要求厄尔·福克斯协助。于是，他干脆再度入伍，不仅担任军医，还学会了驾驶飞机和直升机。

　　直到去年美国老兵节，厄尔·福克斯开始考虑再一次退役。这时，大家和他自己才第一次知道，他已经是全美国参加过二战的最后一名现役军人了。这时，他被巨大的回忆浪潮淹没，他发现自己成为所有的“大兵瑞恩”们——那些战斗在诺曼底、中途岛、硫磺岛的英雄们，与今日美国士兵之间的“最后的直接联系”。

　　厄尔·福克斯退役之前，受到白宫的邀请，还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接受总统的表彰。可是，他面对记者一度哽咽得说不出话。最后他说：“我的一些同学战死沙场，还有同舰的战友尸沉海底。……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他们的勇气和毅力支撑着我，所以，我胸中充满了羞愧以及对上帝的信仰。”

　　当年参战的1600万美国士兵，已经有近1000万不在人世。而且循着自然规律，他们的消失，正在不断加速。现在，每天都有超过1000名美国二战老兵离世。

　　老兵只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老兵的逝去，提示着人们这个时代临近终结，因为士兵往往是同时代人里最年轻最强壮的一批人。活的历史正在迅速消亡。当历史以书本的形式再现，许多细节可能遗失，许多历史事件可能被扭曲。为此，近些年来，大量抢救二战历史的工作在默默进行。包括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著名导演，都在倾注财力物力，协助那个时代的幸存者录音录象，使得历史能够尽可能真实地留存。

　　这些报道使我不免联想到一些往事。我们小时候，在感觉中，二战是一个极其遥远的，与我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记得小时候，曾经稀里糊涂地跟着父母一辈人，去看过一个叫做《条顿剑在行动》的电影。之所以念念不忘，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儿时一件上了大当的事情。

　　电影一开场，看电影的兴奋劲儿就被一扫而光。残存的印象中，只记得电影是黑白的，是没有故事情节的，甚至是模模糊糊的。电影里，人们在“嗨嗨”地吼叫，在“夸夸”地齐步走……我好不容易才熬到电影结束，失望之极。那是一个记录片，记录的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段历史。只记得大人们激动得根本忽略了我的失望，而他们激动些什么我全然莫名其妙。

　　很多年以后，我们接近了父母当时的年龄，也有了自己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当看到自己在某些时刻，居然也在重复着上一代人同样的激动(尽管激动的对象并不是同一段历史)，我才开始理解当年的父辈，也才意识到，两代人和代沟是什么意思。与此同时，我也不无惊讶地看到，我们的下一代，正在百分之一百地重复我们过去的冷漠，并且对我们的激动也全然莫名其妙，一如我们当年。

　　我于是做了一道简单算术。发现经历文革的这一代年轻人，他们的出生，距离二次大战的结束，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遥远。文革开始时的初一学生，他们出生时，距离二战结束的1945年，只有短短7年。而文革开始时的大学高年级学生，根本就是二战中诞生的“战地婴孩”。他们甚至听到过日机轰炸重庆的巨响，在父母的怀抱里颠簸着钻过防空洞。可是，在他们的感觉中，二战却是如此遥远，远得和自己毫不相干。

　　我们没有历史记忆，虽然从技术上来说，当时的世界已经完全具备传递记忆的手段。

　　冷漠是有后果的。当文革发生的时候，我们毫不迟疑地重演了一遍二战期间德国刚刚上演过不久的戏剧。一样的同胞分等分级；一样的血统划分贵贱；一样地视生命如草芥；一样地视法律为粪土。我们兴高采烈，也“嗨嗨”地吼叫，也“夸夸”地齐步走。没有历史镜子在照着自己，我们和电影《条顿剑在行动》里面的人一样，感觉良好。

　　我们的那个时代居然也三十多年过去了。回顾童年体验，我一点也不奇怪我们的下一代为何对历史如此没有记忆。婴孩本来就是带着记忆的一片空白出生的。是我们，我们这些历经浩劫者，自己没有记录下历史。我们有无数人在呼吁忏悔，却几乎没有人去辛勤打结，结绳记事。当我们手中只有一根光溜溜的绳索时，再强烈的呼吁也显得苍白无力。

　　所幸的是，二战发生的主体部分，德国，其他欧洲国家，甚至美洲，都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对于历史的记载，完成了他们对后代的记忆传递。所以，他们有忏悔，有反省。所以，在罪恶的废墟上，他们才可能重新有自尊地崛起。

　　我并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文革一段，是否被中国哪家媒体评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然而，我确实知道，组成文革时代的老中青三代中，当年的老一代已经消失；当年的中间一代正在逐渐离去；尚存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人们常说，赤条条来去，人走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走。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人走的时候，会带走一段历史。而文革一代逝去者带走的这一段历史，本来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凤凰涅盘的圣火。

　　一段不被记录的历史，对未来，对将要发生将要展开的将来，又会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