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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周作人的晚明情结

2001年10月10日 10:41

  ●鲁迅和周作人的分歧,不在于提倡读史,而在于小品文的赏析。

  ●鲁迅不赞成小品文“以闲适为主”,这是他和林语堂主张的又一次分歧。在这里他和周作人的看法也似乎有了分歧。

  近年以来,有些学人,对于晚明,似乎情有独钟。此中情结,我不甚解,也不求甚解,但由此却想到了前辈学人之情钟晚明者周氏弟兄。

  这里先从鲁迅说起。

  鲁迅之情钟晚明,始于读史。他是主张读史的,尤其是野史和杂史。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如看野史和杂记”。就“更容易了然”。“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周作人这时也是主张读史的。他说:“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能预料又要这样了。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谈虎集·代快邮》)

  周作人这些看法,也和鲁迅相似。

  鲁迅所谓“现今的状况”与明代“何其相似”者,不知何所确指,但我想张献忠和永乐皇帝的凶残故事大概可以为例。鲁迅从野史中不仅看到了张献忠的“剥皮”,也看到了永乐的“上谕”,从而发现皇帝之“凶残”,是不在“流贼”之下的。他说:“我常说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周作人也是看过《立斋闲录》的,他有一篇《永乐的圣旨》(《自己的园地》),观感也和鲁迅大体一致。

  鲁迅和周作人的分歧,不在于提倡读史,而在于小品文的赏析。这里要从周作人说起。

  周作人谈论晚明小品,是比鲁迅要早的。他在《燕知草跋》一文里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永日集》)类似这样的看法,他在这之前写的《陶庵梦忆序》里和此后写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也都讲过。既看到了晚明小品文“隐逅的色彩”,也指出了“根本却是反抗”的特色。对于周作人的这些看法,鲁迅没有说过什么。直到林语堂等人专门提倡小品文,创办期刊,鼓吹“幽默”,鲁迅才不得不说。他说:“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作文章。……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鲁迅在批评林语堂鼓吹“幽默”的同时,写了一篇《小品文的危机》,对于小品文作了全面的评析。他先从美术上的“小摆设”说起,从美术上的“小摆设”说到文学上的“小摆设”,他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直到乾隆年间”,在文字狱的压制之下,才“来了‘小摆设’。”鲁迅认为:“小摆设”是“不会有大发展”的。

  小品文的发展,是到五四运动的时候,鲁迅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周作人讲“新文学的源流”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论述。问题在于:“以后的路”该怎么走。鲁迅说:“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鲁迅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好的,“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他最后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南腔北调集》)

  在鲁迅指出“小品文的危机”的几个月之后,林语堂又在《人间世》的《发刊词》里提倡“闲适”。鲁迅随即指出:“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花边文学·一思而行》)

  鲁迅不赞成小品文“以闲适为主”,这是他和林语堂主张的又一次分歧。在这里他和周作人的看法也似乎有了分歧。当林语堂鼓吹“幽默”时,周作人也曾说过“不是什么吉兆”的话,(见《知堂序跋·苦茶庵笑话选序》)但对于林语堂此刻提倡“闲适”,他似乎没有异议。而且此后他撰《苦茶随笔》的《后记》竟说“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知堂序跋》)也有“闲适”之意。

  在这以后,周作人的“闲适”小品,写了很多,此中缘故,他也自有解说。1945年,他写了《两个鬼的文章》,自谓“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如果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和隐士。”当流氓鬼“出头”的时候,他曾写过革除“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的文章,而当绅士鬼“出头”的时候,他就写了“闲适的所谓小品,聊以消遣。”他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对于本国真的报谢,”“是最贵重的贡献。”“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只是为消遣或调剂之用,偶尔涉笔而已。”(《知堂序跋》周作人自作的“晚年定论”如此,但他的文章留给读者的印象主要还是“闲适”。这是因为,三十年代后期,他已逐步走向绅士和隐士,为文“闲适”,乃自然趋势。再过几年之后,北平沦陷而不走,也许是想“闲适”下去的,但曾几何时,“老而为吏”,他也未能“闲适”到底。

  说到这里,还要回到晚明时期。

  在晚明小品作者中,也有叛徒和隐士,有人且是一身而二任的。叛徒的魁首是李贽,李贽是周作人最佩服的古今三个人物之一。(见《知堂序跋·药味集序》)周作人心中的那个“流氓鬼”,可能就是李贽作祟。

  李贽是叛徒,而在李贽影响下的小品文家有的就是隐士。隐士本来是不该有著作的,(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但晚明以隐为名的小品文家如陈继儒者,著作是很多的。这时的隐士不仅有著作,还有主张“以文自娱”者。(见陈继儒:《文娱序》)这是晚明隐士的特色,也是小品文家的特色。

  “以文自娱”,应该也是一种“闲适”。但这“闲适”是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的,不是任何时候都能随心所欲的。在晚明的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魏晋六朝之后第三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在明初极端专制之后,思想解放的幅度是颇大的。有人狂放不羁,有人就追求“闲适”。不仅文人学士如此,连那当朝天子也似做腻了皇帝,不再“日理万机”,而是“万事不理”,好像也要“闲适”。当此之际,产生了许多“闲适”的小品,自不足奇。

  这样的小品,用美学家的言语来说,是可以给人以“美学享受”的,但也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郑文化为《媚幽阁文娱》作序云:“览是集者,宜通人达士,逸客名流,犹必山寮水榭之间,良辰奇杯之际,香品泉,卧花谓月,则忧可释,倦可起,烦闷可涤可排;”但不可“置之寒膻措大间。”这就是说,享受者只能是雅士高人,“寒膻措大”,没有这个福分。

  其实,即使是雅士高人,也不是永远有这福分的。别人且不论,就拿号称集公安、竞陵之大成的小品文家张岱来说,当他“年至五十,国破家亡,辟迹山居”之时,所存者不过“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此时此地,那里还能“以文自娱”?他写于此际的《变寻》和《梦忆》,后人也许可以视为“文娱”,但在张岱自己,则不胜其兴亡之感、身世之悲。当然,晚明时期,宣称“文娱”者如郑超宗等,也许别有用意,牢骚而已,未可当真的。

  但张岱这时虽不曾“以文自娱”,却曾专心写史,这是极可注意的事。晚明的一些野史著作,有的就出自小品文的作者。从李贽到张岱,作者甚众,著作甚多。谢国桢撰《晚明史籍考》,说“有明一代,史学最盛”,“沿及明末,著述尤繁。”又引全祖望的话,称“明季野史,不下千家。”数量之大,似不在小品之下。但晚明野史,亦如晚明小品,虽大行于明之衰世,却不容于清之盛世。清代雍、乾之时,野史和小品都是遭到禁毁的。这时不但坐稳了皇帝的满清主人对于晚明文史横加诃斥,连那坐稳了奴隶的乾、嘉学者,对于明人学问,也甚鄙视。因此,晚明野史和小品文字在大清盛世的二百年间,几乎是不见天日的。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第四个思想解放时期。这时的一些学人,不但重温了晚明野史,而且看上了晚明小品,这是文禁松弛以后的新的风气,不仅是个人的好恶问题。周作人之情钟晚明小品,讲究“闲适”,虽不免片面,也未免胡涂,但和清人相比,这胡涂也是难得的。

  当然,最难得的还是鲁迅的远见卓识。他不但指出了小品文的“危机”和“生机”,对晚明小品作了全面的分析,而且高度评价了晚明的野史和杂史,他说:“晚明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花边文学·读书忌》)鲁迅这几句话,说得也实在好。话虽不多,而晚明文史之全,于此可以概见了。(郭预衡)

  摘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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