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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这起案例里，却让我们目睹了没有原则的过分溺爱和没有人性的灭绝人寰，而前者似乎正是后者的诱因之一。

　　从小丧父的余鹏飞被母亲视同掌上明珠一般，而且绝不容忍任何人说儿子的任何缺点；老实巴交的继父除了干活也无法管教这个儿子。在母亲的袒护下，余鹏飞养成了好逸恶劳的恶习，动辄向父母伸手要钱，却一点不顾惜双亲终年辛苦劳作的血汗钱。当家庭终于无法承担时，他竟萌生了只有毒死父母才能自由的念头。而在他亲手毒杀并勒死双亲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给女朋友买了一部新款手机。

　　很想知道当他看到痛苦呻吟的父母在尼龙绳下拼命挣扎时，心中涌起的是快感还是歉疚，他怎能毫不为养育之情而动容呢？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过度的溺爱造成余鹏飞性格发展的畸形，怨天尤人恨父母，正如同他自己所言：“实际上是迷失了自己。”掩卷叹息之余，不禁想到天下的为人父母者：独生子女该怎么教、怎么养？

　　没有人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一个差点做父亲的农村青年会用8包老鼠药毒害含辛茹苦养育他的父母，等父母中毒倒地痛苦挣扎呼救时，他又用尼龙绳逐一勒死父母，然后分两个晚上将父母埋在房前的黄土内，用变卖家产的钱给当歌厅小姐的女友买庆贺生日的手机……

　　然而它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除了唏嘘感慨，日前，记者怀着沉重的心情，采访了凶手、凶手的妹妹、亲戚、邻居和办案民警，试图能够解读出这一悲剧发生的根源。

　　警察：在凶手交代罪行之前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0月13日下午2点30分，一个报警电话让彰加派出所所长罗付刚着实发了懵，身为从警二十多年的老警察，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报警很蹊跷很棘手。

　　打报警电话的是辖区内居民谢文友，他在电话那端焦急地说，他的姐姐谢淑君、姐夫王阳川失踪了，他正发动亲戚朋友在四川省眉山地区仁寿县城四处寻找，但没有任何线索。随后谢文友说：“我怀疑是我那‘骗子’侄儿余鹏飞给弄走的。”挂上手机，我仔细地咂摸着谢文友最后一句显得果断而生气的话，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

　　谢淑君我认识，是个常年累月卖菜的跛脚女人，内向、精明，能吃苦耐劳。至于王阳川，老实得像头牛，干的活却比一头牛还多。这样一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农民夫妇怎么会突然失踪呢？我让谢文友继续发动亲友寻找，同时安排民警密切和谢文友联系。

　　通过谢文友另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侄子李刚，民警授意让李刚引出了余鹏飞。在随后对余鹏飞步步紧逼的盘查之后，余鹏飞终于瘫在椅子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该死啊！我该千刀万剐！”一支支吸完一包烟后，余鹏飞才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将父母弄死了。

　　而在余鹏飞的家外自留地内，村民们在民警的指导下，先后从相互垂直的方向挖出了王阳川和谢淑君的尸体，尸体已开始腐烂。

　　孽子：毒杀父母的前后像在做一场恶梦

　　在仁寿县看守所，隔着限制自由的铁窗，余鹏飞在讲述他毒杀父母经过之前，满腔幽怨地说，自己走到今天十恶不赦的地步，父母也有一定责任，他们太溺爱他、放纵他，又渴望他出人头地，又不信任他。下面是他的自述。

　　国庆后我从云南两手空空地回来，又像往常一样，将父母给我的血汗钱花得干干净净。刚到家不久，我就嚷着要父母给我准备几千元钱，说过几天我要出去做生意。当时，父母正在责任地里干活，一个多月不见，我发现父母比以前更老了。听我这么一说，见我回来停下手中活计而问寒问暖的父母刚才的惊喜不见了，脸上罩了一层阴云。母亲显得很郁闷，父亲弯下腰，吸着劣质卷烟一声不吭地挥舞着锄头。空气中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味道。

　　这是余鹏飞以前在家从未遇到过的情况，家里自从1999年修楼房负债后，他每次回家找各种借口从父母手中索要钱时，尽管父母有时也会唉声叹气，但他们总是会想方设法地满足他。

　　一见这阵势，我忍不住加重了语气又向父母说了一通我刚才的要求，并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我这次做生意赚钱的可靠性，尽管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去做生意。因为女朋友的生日临近了，我答应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给她换一款高档的手机，而我自己又不能挣钱，唯一能实现我的承诺的就是父母的钱袋，尽管我知道家里已欠了近两万元外债。

　　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小声骂我不争气，尽给她丢脸。母亲很爱面子，尽管生气骂我都很小声，她怕别人听到后笑话。从小到大，母亲总是袒护我疼爱我放纵我，这样动真格地骂，还是第一次。我也来了火，和父母对抗起来。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父母都因为钱的事而吵吵闹闹，弄得很不愉快。

　　到了10月7日，我突然觉得忍无可忍，脑中产生了毒死父母的念头。当时，我甚至都为自己会有这种想法而害怕。但我已经像走火入魔一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这几年弄得我不愉快的事都涌向了脑海：当兵、买车、修房、娶妻，在我看来，每件事父母都和我在对着干。

　　但是，父母对余鹏飞比大山更厚的恩情，却被他的愤怒冲到了九霄云外。他偏执荒唐地认为，只有弄死了父母，他才能获得自由。

　　10月8日，我到彰加镇赶集，买回了8包鼠药。中午，母亲仍没结束骂我，还有些喋喋不休的样子，我在路上还犹豫不决的心情变得孤注一掷。晚上8点半，趁人不备，我在父母盛的饭菜中事先下好了药。因为做贼心虚，我草草吃了饭就去喂猪了。只有我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事。父亲准备盛第二碗饭时，突然觉得头昏不舒服，就跟母亲说到楼上睡觉去了。父亲前脚刚走，母亲也感到胸闷恶心。接下来，母亲开始不停地呕吐，呻吟，一声紧似一声，口中出现了白沫，鼻孔在流血。我没想到事情会弄得这样糟，尽管当时我是铁了心要置父母于死地，但没想到人死会如此可怕。我开始后悔了，看着惨不忍睹的母亲，我手忙脚乱地跑去冲来食盐水，并加了味精，希望他们喝下后能将鼠药从胃中吐出来。给母亲喝后，我又上楼给父亲喝。父亲痛得在床上捂着肚子打滚，豆大的冷汗从黝黑的额角不停地往外冒，床上、地上的呕吐物已是狼藉一片。我下楼后，将已昏倒在地奄奄一息的母亲抱进厨房放下后，又冲上了楼，见父亲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我想到他们中毒已深，送到最近也是3里之外的医院去医，恐怕还是于事无补。为了不让他们再痛苦，我找来尼龙绳，先将父亲勒死，后又勒死了母亲。

　　刚刚还好好的大活人，转眼间就在我手下没了气息。我不相信父母已被我弄死了，脑中一片空白，心乱如麻。我在凳子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待心情平静一会儿后，开始拿着锄头、铁锹、镰刀等工具，赤着上身来到房前自家自留地里挖起来。

　　连续两个夜晚，余鹏飞在自留地里挖了两个大坑，分别将父母的尸体埋在里面，并清理了呕吐现场。

　　10月10日上午，我在镇上向父亲打工的厂的领导为父母请了长假，然后找人谈好卖粮的价钱。我向他们撒谎说自己在城里租了个门市做生意，请父母去帮忙照顾生意。晚上，我揣上卖粮所得的3000余元现金，却不敢住在家里，而是在一个旅馆辗转无眠挨到了天明。天亮后，我又进了城，还了800元债，买了一部手机。女友的生日是在农历九月初八，我说过要给她换部手机的，绝2不能食言。

　　余鹏飞说完了作案前后的经过，那份冷静，像是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梦中遭遇。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面对记者的追问，余鹏飞陷入了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中……

　　我4岁时，生父就因病去世了，当时妹妹才一岁多，母亲的脚又跛得厉害。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很艰难。继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入赘到我家的。继父来自100多里外的大山深处，在家排行老大，一共四兄弟，因为穷得揭不开锅，婚事就给耽误了。这些都是后来听人告诉我的。其实在我的心中，生父的影子是模糊而陌生的，倒是继父，让我觉得他比生父还亲，他总是勤勤恳恳，不知劳累地忙活着，像连轴转的陀螺。村里的人都说我们兄妹俩好福气，找了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继父。

　　或许是父亲死得早吧，母亲总觉得欠我们什么似的，从小就不让我们兄妹干什么活，哪怕自己再苦再累。我们离镇近，种蔬菜致富就成了我们的首选。

　　1993年，余鹏飞初中还剩3个月毕业就再也不想念书了，母亲吃够了在农村的苦，她认定农村是没有前途的，就说好话托熟人将余鹏飞弄到镇上丝厂上班，在母亲看来，进了工厂的儿子一定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

　　然而事与愿违。在丝厂，我最初干保安，后又到了车间，干的都是没有前途的活。最初步入社会的新鲜感一过，取而代之的就是被寂寞和无聊重重包围。每天8小时工作结束后，看不进书，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学会了吹牛和神侃，学会了抽烟和酗酒，学会了赌博和打架。对社会一无所知的我正一步步滑向堕落的深渊，但当时却自以为是地认为，我找到了潇洒的感觉。

　　这时，我和父母的矛盾已开始出现了，关于我渐渐变坏的说法已传到父母耳中。母亲在我高兴时，开始旁敲侧击地劝我改邪归正，但我听不进去。后来厂里准备买辆车，我决定去学驾驶，但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开车危险，他们只有我一个儿子，还盼我养老送终。这事让我很是难受了一阵。此后，我又萌生了当兵的念头，父母也不同意，说当3年兵就是吃3年长饭，到头来还不是要回农村干活。

　　1996年丝厂垮了，对我来说既是打击又是解脱。在潜意识里，尽管父母都是劳动的好把式，致富的能手，他们却瞧不起自己的农民身份，母亲鼓励我出去闯世界。我知道父母希望我出人头地，但我的逆反心理在努力后的失败中越来越重了，父母希望我成才我偏不去做。我开始一次次地从父母手中骗钱，理由是做生意或外出打工需要路费，每次从母亲手中接过一张张血汗钱，我都有一种报复后的快感。我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几十元到后来动辄几千元，只要我伸手，父母即使没有，求爷爷告奶奶都要借来给我。但我像一个填不满的窟窿，久而久之，父母不再信任我。我开始骗亲戚和亲戚的亲戚，骗邻居朋友的亲戚，只要攀得上一丁点儿关系的，都被我厚着脸皮或骗或借过钱，而这些钱我从未想到过还。有了钱，我在一帮狐朋狗友的吹捧吃喝玩乐中找到了地位，而实际上是迷失了自己。

　　余鹏飞认为，父母对他婚姻的包办，则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推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1999年我生日这天，经人介绍我和我的前妻阿英认识，但我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到了11月，我向阿英私下提出友好分手，但母亲知道后，她尽了全力挽救我们的无爱婚姻。在母亲眼中，阿英是百里挑一的好媳妇。同年12月，我就在家人的大力游说下与阿英结了婚。平心而论，阿英的质朴、厚道和勤劳是无可挑剔的，只是那时的我被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迷住了，认为欢场中逢场作戏嗲声嗲气的小姐才有女人味，而阿英土老帽儿一个。阿英沉默着，希望我有浪子回头的一天，但我回报她和父母的是变本加厉。2001年1月，阿英已有两个月的身孕，但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悄悄做了人流后，到法院起诉与我离婚。而这之前，我已在OK厅认识了相见恨晚的晓莉，我糊涂地认为，像晓莉这种女人味十足的人才配和我一起生活，才能点燃我生活的激情，就毫不犹豫地与阿英协议离了婚。

　　“现在，即使死也无法弥补自己的罪过，我希望早日结束自己罪恶的人生。”余鹏飞这样结束他的回忆，记者发现他的眼中蓄满泪水。

　　妹妹：曾经惹人喜欢的哥哥一天天变得不可思议

　　沉浸在悲伤中的余丽英说起哥哥余鹏飞以前生活的点点滴滴，呈现出复杂的表情，她不知道以前那个人见人爱的哥哥和现在这个天打五雷劈的凶手哪个更真实。

　　在余丽英的眼中，余鹏飞聪明，但好玩，因此从小学到初中，成绩都是中等水平，无法冒尖。小学时，余鹏飞在舅舅家度过，初中毕业后，余鹏飞在外飘荡，而余丽英则在初中毕业后，辗转于成都、重庆等地打工，两兄妹接触的时间很有限。甚至初中毕业时，余鹏飞拿钱给她买明信片送给同学，都被余丽英当成是对哥哥往事片断的追忆。初三以前，两兄妹一旦在一起，总是十分开心，余鹏飞也很心疼妹妹，有好吃好玩的总是先给妹妹，但初三开始，余鹏飞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后来进了工厂，学会了好逸恶劳。

　　余丽英坦言，父母对她和哥哥一直十分宠爱。“平时无论家里的农活有多忙，父母都不让我们兄妹沾边，只是一个劲地催我们学习，做作业。父母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兄妹说，只要你们能读书，我们就是砸锅卖铁，甚至卖血都供你们读书。”余丽英说即使现在她22岁了，都不太会做饭。

　　我分析哥哥不喜欢前妻的理由很荒唐，就是嫂子不爱打扮，穿着不时髦。后来他与歌厅小姐晓莉混在一起带回家见父母，父母第一眼就对他说这样的女人我们供不起。但哥哥哄父母说晓莉是县里人，不会在家干活。后来，哥哥带上晓莉到我在成都打工的地方住，白吃白住一次就是十几天，还不断伸手向我要钱。我对哥哥的好感也只能从有限的记忆中去搜寻，后来觉得他越来越不可理喻。

　　舅舅：不偷不抢的侄儿唯一的本领就是骗父母的血汗钱

　　对余鹏飞幼年生活的了解，舅舅谢文友算是比较权威的。整个小学六年，余鹏飞都是在舅舅家度过的。小时候的余鹏飞在舅舅眼中有几分机智和乖巧，后来念初中乃至进入社会后，谢文友从姐姐妹夫口中一听到“余鹏飞”三个字后就是唉声叹气。他们多次对谢文友说鹏娃不好管教，整天游手好闲。

　　“这个侄儿让我们伤尽了心，丢尽了脸，而今又干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咋个不愤怒呢，即使将他碎尸万段也不足以解恨啊！”

　　邻居：家庭的溺爱一步步将他推往地狱

　　万永余是记者采访中比较善谈的一位邻居，加之他和死者王阳川以前是很谈得来的朋友，作为悲剧的见证人，万永余的回忆也许能从另一个方面为我们找到酿成这幕悲剧的一些佐证。

　　王阳川在邻居们的眼中，被戏称为只知干活不懂休息的“蒙古汉”。眼看余鹏飞在一天天变坏，一天天变得不可驾驭，王阳川急在眼中却无计可施，他不敢狠狠地教训孩子，哪怕说上几句重话，这样会招致谢淑君的吵闹。有好几次，王阳川都对村里谈得投机的朋友叹息：这孩子再这样任其混下去，迟早会出事。不料一句戏言，最后悲剧的句号竟画在自己的身上。

　　谢淑君是一名不多言语但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对儿子余鹏飞的爱，她可以说是爱到了骨髓，真到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到手里又怕掉了的地步。这个善良的女人用她特有的忍耐和宽容等待儿子回头，等待她期料的奇迹出现，她不容忍任何人谈儿子哪怕已经重复了一千遍的缺点和错误，只要她听到了，她会在内心记恨你一辈子，表现出来就是虽然从不与你吵闹，但她用沉默和不与你搭腔来无声抗议。

　　余鹏飞毒杀双亲在村里激起了很大反响，大家在纷纷指责声讨不孝之子余鹏飞时，开始反思自己的育子方式是否得当。万永余的独子今年17岁了，念高二，但他不想念书，余鹏飞将父母毒死时，他正赋闲在家，整天无所事事。悲剧发生后，万永余觉得再不能娇惯孩子了，要尽快培养他的独立能力和生存本领，否则祸患无穷。万永余毫不隐讳地告诉记者，在他们村，独生子女被娇惯到十七八还未干过农活的已成了普遍，大家普遍的观点就是一个孩子，累坏了咋办。这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话题。

　　在清点谢淑君夫妇的遗物时，有两张照片给记者的印象十分深。照片是在夏天拍的，谢淑君夫妇半蹲在刚松了土锄了草的菜地前，修长的茄子长势喜人，绿油油的泛着亮光，背景是一片绿色的田野菜畦。照片上的夫妇俩沧桑的脸上写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憧憬。就是这样一对质朴的农民夫妇，在育子上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采访结束时，死者的亲属都披麻戴孝，以农村最古老最隆重的仪式，给这对含辛茹苦的夫妇送殡，在低回婉转的哀乐声中，在飘飘扬扬的旌幡中，记者的内心充盈着无限悲凉。

　　摘自：北京青年报 11月27日 作者/夏钦魏勇 整理/东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