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版文章之版权属于原作者及原刊载媒体，如转载请与原刊载媒体联系，谢谢合作。

　　编者按：继7位西方记者在阿富汗采访殉职后，又有3人在采访途中失踪。这使国际社会对在当地的记者命运给予高度关注。雅克·盖兹是法新社派往阿富汗的第一位摄影记者。他在美国打响军事反击战第一炮数天后赶到阿富汗，并在当地连续采访了6个星期，拍摄了300多张珍贵照片，也成为迄今为止采访阿富汗战事时间最长的西方记者之一。盖兹在返回巴黎一周后，在法新社总部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以下是对其口述内容的整理。

　　临危受命———3天后出发

　　“9·11事件”后，美国将本·拉登视为第一嫌疑人，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军事部署，重兵压进阿富汗。尽管当时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本·拉登是美国恐怖袭击事件的元凶，但我们知道战争已经在所难免。作为世界3大新闻社之一，法新社对这种重大事件都会派出记者。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社里报名，要求去阿富汗前线采访。9月底的一天，摄影部主任告诉我，准备3天后出发，我便成了法新社第一位被派往阿富汗的摄影记者。

　　接到命令后，我同家人打了招呼。要知道，法新社的摄影记者可以说是整个社里活动范围最广的一群人，三天两头在外面跑，原计划三天回来的经常会延迟两天，所以我的妻子也习惯了我的工作节奏。但这次毕竟是去战区，妻子尽管表示支持我，但还是流露出一丝担忧和恋恋不舍。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战地采访了，科索沃和巴以开战时我都去过，但阿富汗的情况比那两处更复杂更危险。那里的民族成份较杂，是一个全球恐怖分子聚集的地方，所以我这次离家也显得稍微与众不同一些。

　　出发时，社里只安排我在那里工作3周，没想到后来一下呆了6周。前几个星期，我都是单兵作战，法新社所有有关阿富汗的图片稿都是我发的，后来摄影部又派了几名记者。现在我们已有6名摄影记者在当地。

　　辗转反复到战区

　　从巴黎到阿富汗要经过塔吉克斯坦。我已在巴黎办好了阿富汗的签证手续，但由于巴黎没有塔吉克斯坦的使馆，我先到了柏林，在那里办好进入塔吉克斯坦的签证，然后再到慕尼黑，从慕尼黑坐飞机到塔吉克斯坦，这个航班一周只有一次。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后，我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还有几个从中国等东亚国家来的记者。大家都在那里等候去阿富汗的机会。

　　从杜尚别到阿富汗的拉加巴乌丁有两种方式，一是坐直升机，还有就是坐车走公路。我在那里等了6天后终于等到了一架直升机。我们这架飞机上共有12人，除了英国和法国的电视报纸记者外，还有5名阿富汗官员。

　　从飞机上看阿富汗，除了山还是山，一些城市和居民点都是建在山区之间的低谷地带，看上去很萧条。经过一段时间飞行，飞机开始缓缓下降。让我们没有料到的是，飞机并没有降落在一个机场内，而是直接停靠在一个居民区旁边，10米外就是民房。飞机落地时，螺旋桨卷起的沙土铺天盖地，但仍有一些阿富汗人走出来看热闹。

　　阿富汗外交部派车将我们接到拉加巴乌丁办理入境手续。当时同我们一道注册的有20多个西方记者。当地一官员称，已有300多记者进入了阿富汗。手续办得倒是很顺利，只花了一个多小时。拉加巴乌丁是阿富汗北方的一个城市，是北方联盟的领地，从那里到塔利班控制区和北方联盟控制区分隔的边界线开车仅需1小时。那天是10月6日，距美国的轰炸还差48小时。

　　卫星是惟一通讯工具

　　在阿富汗采访有两个必备条件，就是需要一个好司机和翻译，否则寸步难行。我们住的地方离边界线仅有15公里，由于外国记者不被允许进入塔利班控制区，我们只能在这边采访报道。不过，我每天都到边界线去拍照，在那儿可以清楚地看到塔利班阵地的情况。

　　同文字记者不同，摄影记者遇事必须到现场。在那里无法制定明确的工作计划，每天的行动都带有较强的随意性。边界线长达1公里，为了避免重复报道，我每天去其中一个地方，如今天去机场，明天去一个加油站等。如果遇到轰炸，我就要到离边界线最近的地方去拍轰炸场面和飞机等。

　　法新社的工作设备比较先进，每个摄影记者都配有一个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数码相机，通过卫星传稿。我拍下照片后，下载到电脑上编辑，然后通过卫星传回巴黎的总社。法新社的客户遍及全球，且有不同的时差。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将图片和文稿传回，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地客户的需要。

　　当地没有报纸和电视可看，但我们有随身听，可以接收广播信号，但效果不好，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卫星上网看新闻。各国记者有时也相互交流一下信息，如果谁的电脑出了问题，我们也相互帮助修理一下，或帮忙发一张照片和文章。

　　除了拍轰炸等战争场面外，我也拍了很多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娱乐等内容，尤其是刚去时美国还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我拍了一些生活照片，还拍了一些当地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等。

　　我的一些同事说，他们曾被阿富汗人认为是西方派来的“间谍”，我倒是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有一次被一个小孩拉住，让我非常头疼。阿富汗有很多部族，每个部族都各自为政，都有军事武装。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游击队控制，每换一个地方都需要出示证件。一次，在离拉加巴乌丁6小时路程之外的甲克邦，一个看上去只有15岁左右的小孩不让我们通过，非让我们下车。我让他看我的签证、记者证等所有证件，我的司机也费尽口舌向他解释，但他仍执意不肯放行，并故意刁难，要求我的司机花6个小时返回拉加巴乌丁找证件。让我们进退两难。

　　50名记者共用一个卫生间

　　阿富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刚开始时，我们50多名来自各国的记者被安排在一块，每6个住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小屋，我的屋里就有葡萄牙、意大利和来自东方的记者，这种条件下完全没有隐私可言。还有两名女记者也同大家一样，没有任何优待。我们50个人共用一个洗澡间、厕所，还不是随时都有热水洗澡，卫生条件很差。后来，我们4个法国记者租了一个房间，每天150美元，虽仍住在一个房间里，但毕竟条件有所改善。

　　刚到阿富汗时，真感觉生计出现了问题，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知道上哪买。15天后，我们找到了买面、鸡蛋、米、矿泉水的地方。如果要买东西，我们就让司机带着上城里去，那里的市场一直有卖东西的，在轰炸时也照常营业。

　　我们每天的生活节奏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是早出晚归。阿富汗天亮得很早，早上5点钟太阳就出来了，所以我一般早上6点开始工作，6点半左右就到拍摄现场了。当地光照非常充足，上午7点半到11点的光线最适合拍照。正午时阳光太强，不利于拍摄，我就回去编辑和传发照片，晚上再回来拍。美军刚开始轰炸时一般从晚上7点开始，这时的光线非常好。晚饭后，我们记者之间都要相互交流一下今天的收获，再看看明天怎么做。

　　阿富汗人不认识本·拉登

　　北方联盟老百姓的勇气———尤其是在手无寸铁的条件下显示出来的战斗勇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同阿富汗人的接触中感觉到他们对这场战争充满了信心，认为“美国的军事援助”可以帮助他们收回失去的国家。

　　当我们在市区拍照时，他们马上把武器拿出来，以显示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尽管这些武器只是一些普通的步枪、手榴弹、肩扛式火箭炮。有人还现场开枪，让我们拍照。第一天晚上轰炸时，我们周围的老百姓全都出来看热闹，他们看到美国飞机在天上飞时显得非常兴奋，看到炸弹掉到塔利班的阵地后卷起巨大烟雾，更是手舞足蹈。我的司机还对我说，他相信喀布尔很快就会被收复。

　　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很深的是当地老百姓对死亡的漠视和麻木。他们向我们谈起身边的悲惨故事时，从来没有一个人流泪，因为他们都习以为常了。邻居也好，亲朋也好，没有一家不死人的。如果哪家的小孩死了，他的父亲谈起来时显得很平常，像谈别人家的事一样。

　　让我吃惊的是，在问及对本·拉登的看法时，有人咬牙切齿，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故事，也没有见过他的照片。有一次，在一个避难所同几个阿富汗难民聊天时，我将印有拉登照片的杂志给他们看，他们没有任何反应，还是我把美国被袭击以及美军轰炸阿富汗捉拉登的故事告诉他们。

　　至于民族矛盾，我的感受同一些媒体的报道不太一样。阿富汗人有几个种族，塔利班代表的普什图人占40%，塔吉克族人占30%，然后是乌兹别克人、哈扎拉、土库曼、俾路支等民族。北方联盟确有不少人痛恨拉登，因为他让很多塔吉克人和乌孜别克人流离失所，而且塔利班在阿富汗干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如让妇女蒙上面罩，不让妇女上学等。我穿越了阿富汗的整个北部，所有的妇女都盖着头巾。但是这种民族之间的转化有时又显得非常简单。比如，北方联盟的一些指挥官曾经就是塔利班，而塔利班的普什图人中也有从其他民族转化过去的人，有的人为了一点钱就可能转化立场。

　　想家时心里很痛

　　同其他采访不同，在阿富汗采访感受到的是一种真枪实弹的危险。我曾在科索沃和以色列也看到过轰炸场面，但阿富汗的情形要刺激很多。我在边界线拍照时，看见炸弹从飞机上掉下来，有的在我100米以外的地方爆炸，实在是触目惊心。我们的住所和活动虽然在北方联盟控制区，但美国的轰炸偶尔传出“脱靶”的消息，而且我们的住地离边境线的距离不远，四周没有任何保障。

　　另外，我们的屋里也住着美国和英国的记者，他们都是阿富汗人的攻击目标，如果谁哪天半夜三更丢一颗手榴弹，这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采访时，我们看见许多人都拿着枪，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一个人走火。

　　法新社不断传出记者在阿富汗殉职的报道。据说又有3名记者在阿富汗失踪。这些消息让我们感到很痛心，也更增加了思乡之情。第一批殉职的3名记者中有两名法国记者，我都认识他们，在法国时经常合作，其中一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的同事同我住在一个屋里。当我们听到他的不幸消息时都非常难过，也为他们的家人感到担忧。

　　我自己有6个孩子，同前妻有3个，同现在妻子有3个。在阿富汗时，我有时晚上睡觉前拿出他们的相片来看。战地采访让人的心情很复杂，白天奔波劳累来不及想太多，晚上静下来时有很多东西会浮现在脑海中，最多的就是亲人。我想这种想家的感觉，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的疲倦和单调，另一方面就是对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的预测。当然，我在阿富汗时尽量不想这样的问题，但这是客观现实，已经在我们的同事和朋友身上发生了。

　　另一点我想提的是，对于我们这些战地特派记者，法国政府没有任何补贴。无论去阿富汗还是去爱丽舍宫采访，我每天拿的工资都一样。所以，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经济诱因。

　　(摘自:《中国青年报》 记者：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