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22时许，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发生一起特大恶性案件。三名丧心病狂的歹徒持枪持斧疯狂砍杀，致14人死亡，三人重伤，连妇孺都未能幸免。歹徒屠戮人数之多、手段之凶残、气焰之嚣张，令人发指。

　　接警后，榆次区公安局巡警队、派出所急赴现场，控制封锁。局领导当即组织350名民警在市区设卡37处，严密监控。接报后，山西省公安厅厅长聂海舟立赴榆次坐镇，指挥侦破。瞬时间，从案发地向外辐射的区域，所有交通要隘和复杂场所，都被快速调动起的公安民警控制。历经22小时，涉案的三名嫌疑人分别在太原、榆次落网，作案枪支、凶器以及携带和藏匿的爆炸装置悉数被缴。

　　10月26日傍晚，胡文海以调解矛盾为名指使其朋友刘海旺将胡根生和李继叫到家中。胡文海与其弟胡青海强迫胡根生写字据，被胡根生拒绝后，胡文海取出私藏多年的枪支，与胡青海及刘海旺对胡、李二人野蛮殴打。

　　多年压抑的积怨，顷刻间爆发，此时的胡文海已丧失理智，情绪极为亢奋。他边往外推胡根生和李继，边说死也不能让你们死在我家。此时李继怒斥胡文海，凶性发作的胡文海持枪向其头部射击，李当即死亡。

　　胡根生见状，便冲上来欲夺胡文海的枪支，被刘海旺用消防斧照其手臂连劈两斧，栽倒在地。紧接着，胡文海冲上来又向胡根生扣动了扳机。胡根生的头部被报复者连续重击却侥幸保住了性命。

　　见杀了人，刘海旺慌了神，向胡文海要了一些钱逃命去了，其弟胡青海逃回家中藏匿。此时，杀红了眼的胡文海开始了更加疯狂的杀戮，把枪口对准了和他有怨的、甚至无辜的人。由于公安机关出警及时，胡文海等三人仓皇逃窜，遏制了其继续作恶。潜逃中身绑炸药装置的胡文海在太原被严阵以待的太原警方擒获。

　　“10·26”案件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这起恶性案件虽破，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却一时难以挥去。这起案件绝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它折射出当前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对矛盾的冷漠所带来的恶果。它警示人们，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高治理的实效和水平，对预防和控制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0·26”案发地乌金山镇大峪口村，北临太原市孟家井乡。全村共有369户，1162人。全村粮食年产135吨，水果年产85吨。有三座煤矿，其中两座租赁个人经营。全村年经济收入约为363万余元，人均收入为3128元，其中煤矿经营是主要经济来源，该村的经济状况在乌金山镇所辖的42个行政村中居中游水平。

　　嫌凶胡文海，男，46岁，原系山西省地矿局第三水文队职工，1985年因斗殴被单位除名。1988年承包了大峪口村旧坑煤矿，1991年承包合同到期。在续包问题上，时任村支书的胡根生没有答应胡文海的无理要求，续包失败。为此，胡文海在心中便开始蓄集对胡根生的仇恨。

　　1992年胡文海将其在承包煤矿赚取的30万元投入了股市，其时股市兴旺，胡文海又盈利约20万元。1993年，富裕后的胡文海在榆次华钜小区购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楼房，并在大峪口村盖了一处较为气派的四合院。

　　1995年底，股市低迷，胡文海折回本村欲重操旧业———承包煤矿，便参与了新坑、旧坑两个村办煤矿的竞标。不料胡根生、李继等人以75万元买断旧坑的经营权，原村支书胡贵以105万元买断新坑经营权，期限为八年。胡文海无缘置喙，仇恨的种子发了芽。2001年初，大峪口村南米沟煤矿基本建成。为筹建煤矿，村里向信用社贷款100万元，向村民集资43万余元，此时已临近还贷期。为此，村里拿出一个研究方案，决定将南米沟煤矿租赁给个人经营，租期为八年，每年租费为40万元。但有一个先决条件，租赁者头年要交150万元，以供偿还贷款和集资款，余额逐年交付。

　　由于条件过高，无人租赁，村里作了让步，租期为10年，年租金降至35万元，但先决条件不变。这一次，只有胡文海一人以其妻身份参加竞标并交付了三万元定金。但胡文海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租金每年降为30万元，其拿出10万元现金及华钜小区的商品房，房产抵价20万元共30万元，以偿付头年租金，否掉了村里的先决条件。

　　胡的条件与村里的标的相差甚远，因而遭到拒绝。胡文海恼羞成怒，扬言谁租赁就收拾谁，哪个干部敢出租就收拾哪个干部。无奈，村里决定只好集体经营，并委托村长张三毛负责。胡文海又一次失去租赁权，便认定了是村干部从中作梗，设置障碍，仇恨淹没了理性，胡文海将报复杀人的枪口直指村干部和经营煤矿的人。

　　几次竞标失利，再加上胡文海遭遇女儿生病、股市失本、夫妻关系紧张等变故，使得本来性格阴郁的胡文海蜕变成杀人恶魔。这场凶杀案中，罹难者中有村干部，也有一般群众；有的人与其有较深的积怨，有的人只与其是一般矛盾和纠纷，有的人只是受猜疑，有的人则是毫无关系。这些冤魂横遭杀身之祸，甚至惨遭灭门，这足以暴露胡文海嗜杀、恶毒、狭隘的心理。

　　据熟悉胡文海的干部和群众反映：其人一是心胸狭窄、多疑，与高彦书因浇地斗殴受伤，便疑为村干部指使；因疑胡三计之子与其妻子关系暧昧，连其父亲的性命也要索取；二是好勇斗狠，不计后果，动辄以武力相向；三是报复心极强，睚眦必报，连十几年前的一桩小事也耿耿于怀，必杀之而后快。据胡文海供述，由于当时时间太紧，没有把该杀的杀完，原准备逃往云南，避过风头，明春潜回继续杀人。

　　“10·26”案件给我们的启示之二是：严打整治和治爆缉枪是一场长期艰苦的斗争，绝不是一两个战役就能一劳永逸的，公安机关必须尽早建立完善的长效机制来巩固打击成果。

　　我们不能因为发生一起案件否定一个地方的全面工作，也不能自认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而忽视一个案件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同时，也应看到，某些犯罪有其自身规律，特别是像因民事纠纷引发的报复杀人案件，其发生和自身矛盾的发展、激化和特定的环境有很大的关联。

　　严打整治斗争开展以来，山西省委、省政府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全省公安机关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战果，及时地侦破了一批有影响的大案，多次受到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表扬。公安机关的责任是重大的，任务是艰巨的。

　　但是，全省严打整治斗争还处于深挖和攻坚阶段，还有一些隐藏较深、危害大的犯罪分子没能彻底解决，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排查出来，他们随时可能造成大案，危害社会。尤其是受美国“9·11”恐怖事件影响，犯罪分子极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疯狂报复社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随着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公安机关将会遇到十分复杂的斗争境况和十分严峻的斗争环境，这就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有坚定的决心，持久的恒心，高超的策略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同时需尽早建立完善的长效机制来巩固打击成果。

　　“10·26”案件还暴露出在枪支销售渠道和管理部门上的混乱状况的后遗症，也暴露出非法枪支的多源性、隐蔽性给枪支管理带来的难度。尽管山西省近年来在缉枪治爆上做了许多工作，加大了收缴力度，开展了多次集中收缴活动，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动员工作。斗争开展以来，共收缴枪支14935支、爆炸物品223吨、雷管73.7万枚。

　　但百密一疏。胡文海1993年从原晋中地区生产资料公司购买了猎枪和子弹，购时没有向公安机关办理购买证，购买后没有办理持枪证，私藏至案发，无人知晓，此枪不在公安机关视线之内，收缴难度是很大的。公安机关多次到大峪口村开展宣传和收缴工作，收缴了该村的三支黑枪，但胡文海的私藏枪支未被发现。

　　胡文海讲，私藏枪支犯法，他清楚，但就是不交枪。此案也警示我们，打击涉枪犯罪将是今后公安机关要面对的愈来愈严峻的斗争形势，公安机关要树立不怕牺牲的思想，长期作战的思想。

　　同案犯罪嫌疑人刘海旺原系北山煤矿一坑安全员，利用工作之便私藏炸药，并提供给胡文海，可见北山煤矿在爆炸物品管理及生产环节上存在着漏洞。山西是煤炭大省，每年要消耗大量的炸药和雷管，如何更加严密地控制爆炸物品，做到万无一失，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10·26”案件给我们的启示之三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由于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处理不当，民转刑的问题必将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预防和减少刑事案件仅靠公安机关一家是难以胜任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强化综合治理的力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制和社会转型的时期，由于利益的调整，引发了大量尖锐、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刑事犯罪作为社会各方面消极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数量呈上升形势，恶性程度趋向严重。因此，预防和减少此类刑事案件是公安机关一项长期的任务，但仅靠公安机关一家是难以胜任的。

　　以乌金山镇派出所为例，该所仅有七名民警，管理着42个村的治安，警力严重不足，工作疲于应付。由于经费紧张，治保人员的工资几年都发不出去，影响工作的积极性，致使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矛盾纠纷置若罔闻，也不向公安机关报告，任由矛盾演变、激化，甚至酿成恶性案件。这些问题要想根本解决，只有在党委、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充分发挥各部门、各组织的职能作用，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到实处。

　　(《人民公安报》2001年11月28日；记者：李聪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