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日前的一则消息读来令人痛心。报道说，当前，野史外传叱咤出版业，权谋文学成了印钞机，而与这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人才青黄不接，许多项目由于资金不足而被迫停止；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令有较高文字功力的学者不屑点校；专业人才不愿钻研而转行；年轻人更不愿选择坐冷板凳将古籍整理作为毕生的事业……

　　学者为何在古籍整理面前却步？我有一个实例，剖析开来，古籍整理面临的尴尬似乎更为清晰。

　　我曾接触到一位专门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教授。这位教授几年前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一部被称为“天书”的古籍著作的整理校译工作。有关这位教授学术道路之难的细节，不妨列在这里：1.由于种种原因，一次次科研项目申报都石沉大海。没有立项，就没钱，没助手。先生是觉得再不能等下去了，才决定用个人的力量，“砸锅卖铁也要把书搞出来”。2.没有立项只能算“私活”，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除去要给博士生、硕士生上课，还有几个科研项目，他每天工作要在17个小时以上。3.“天书”破解完以后，先生背着几十斤的书稿，辗转京津寻求出版，为此他多次谋划变卖住房。

　　我们不能不感动于一位学者对事业的痴情，但这些细节又让人感到不是滋味。钻研学术难题，对学者来讲应当有一种美妙的乐趣。而这位专家的遭遇却让我们分外沉重。其实，学者之难往往不在于学术，而在于学术之外。做学术研究不仅要解决学术本身的难题，还要用更大的精力克服学术之外的障碍。这在当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让我们感到，一部纯粹学术著作的出版很大程度上属于侥幸。书籍出版后，媒体纷纷报道，国内外学术界表示祝贺，各种荣誉接连而来，不过此时，学者们却都在后怕：如果书没出版，命运又会怎样？相信很多立志于古籍整理以及其它学术工作的学者都有过这样的问号，并且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个问号面前止步。这个问号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冒险。书出版不了，自己所投入的经费、时间都血本无归，这对学者的打击无异于一个商人的破产。

　　我想，这种风险不应当属于学术活动。谁来消除这个问号，谁来解决学者的忧虑，应当引起全社会的深思。学术成果，尤其是一些社会科学的成果，不同于普通的商品，市场并不能完全反映其价值，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支持、资助，纯粹的学术活动就会缺乏对学者的吸引力，即使有人痴心不改，也会成为悲壮的冒险行为。

　　现在一些学科领域后继乏人、面临危机，这里面不只是学者耐不住寂寞、守不得清贫的问题。有的时候，学者寂寞了、清贫了，学术之路依然那么艰难，甚至要搭上健康和家产。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学术研究自然会被一些人视为畏途，而这是一个必须引起全社会重视的问题。(作者：李忠志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