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再次将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等拉美国家拉入动荡和恐慌的严峻事实，在引起国内不少经济学家关注的同时，也促使人们深思：经历二十多年并非一帆风顺的改革，尤其是近几年深层次改革攻坚，我们为什么能避免了许多同样试图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寻求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似乎都遭遇过的动荡，而且还始终保持了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国民经济至今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侯少文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始终从整体上把握和协调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党治国、加快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最重要的执政经验和领导经验。

　　坚持快速、持续而有质量的发展

　　侯少文教授说，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最早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到今天，可以说关于“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这样一些观念，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大道理”。

　　然而，怎样把“大道理”付诸实践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侯少文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统观全局，精心运筹，带领全国人民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积累了宝贵经验。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中，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无论是改革，还是社会稳定，首先都离不开快速的、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改革需要“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稳定更需要“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而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则始终是把“发展”坚定不移放在第一位，人民受惠、人心思定。

　　侯少文接着说，以怎样的速度发展才切合中国实际？在这一点上，可以称得上“中国经验”的是，既坚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又不搞盲目的急躁冒进。

　　人所共知，在此前，我国人民可谓吃够了盲目发展、急躁冒进之苦。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大跃进”自不必说，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内的“折腾”、“路线斗争”，起因基本都是“发展速度”上的意见分歧。

　　令人欣慰的是，2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首先是建立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与违背经济规律的所谓“大跃进”完全不同。侯少文教授认为，最近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所持续保持的7%左右的发展速度，实践证明基本上是符合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的，也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它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

　　多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是有效益的、有质量的。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正在开始真正地富裕起来。仅以国人拥有电话的数量为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0年，我国固定电话用户只有538万户，到2000年，就已经发展到了14485万户，增长近27倍；而同一时期的移动电话则更是从1.8万户，迅速增长到8453.3万户。

　　“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时期”这一观点，已经为所有尊重事实的国内外人士所认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童盛教授说，近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集改革、开放和稳定于同时。上个世纪80年代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2000年，又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使人们的生活基本达到小康。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迪亚·森教授在不久前北京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表述自己的有关学术观点时认为，收入只是达致美好生活的手段之一，我们有理由直接考察人们生活的质量以及他们可以选择他们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以这种观点观察中国，他发现，中国是一个尽管收入很低，但在许多基本能力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例子之一。他举例说，比如在教育、识字率、基本医疗和预期寿命等方面，中国都已经达到了比她的收入高得多的国家的水平。

　　一些专家认为，这种有速度、有效益、有质量的持续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力，让人民得到了实惠，也有利于化解改革的阻力，从根本上保证了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气候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始终都比较稳定的好局面。

　　“当然，也不排除局部存在一些问题。”侯少文教授说，那些有问题的地方，恰恰是经济发展上相对滞后所致。比如近些年农村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相对较慢，因此，农村出现问题也就相对较多一些。他说，这更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最根本的是必须加快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过程中的问题。

　　侯少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我们党和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实践中对经济发展的把握也比原来更主动，驾驭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比如，前几年一度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在治理经济过热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过冷，就充分表明把握经济发展的速度、节奏是适度的。

　　推进渐进式改革不搞急风暴雨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进行了改革探索。与一些国家采取剧烈的、暴发式的“休克疗法”相比，我们国家的整个改革进程可以说是相当“温和”的：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从局部的单项改革，逐步发展到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全面改革。

　　现在回过头看，侯少文教授认为，我国推进渐进式改革，把改革当作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来对待，充分认识到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艰难性，同时在实际操作中，从最初的设计开始便始终贯彻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推进的原则，使改革真正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不仅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是一种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同时也是保持改革自身有一个宽松环境的正确选择。

　　所谓渐进式改革，就是以经济发展作基础的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又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要求为依据，逐步地将改革从一个阶段向一个阶段有序推进。侯少文说，对这种“渐进式”的选择，不是人为的偏好——不是因为我们对和风细雨的喜欢甚于急风暴雨；而是自觉的，即是建立在对改革发展的要求和改革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

　　有关专家也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以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合理、高效配置资源为前提，因而改革是发展的制度条件。为了深化改革有时要影响一点眼前发展的速度，也需要冒点风险，但改革的进程必须兼顾当前的发展，循序渐进；也不能长期在低速状态下改革，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改革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侯少文教授举例说，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原来都是公有制、国有资本，现在有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国际资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实际就是经济领域里的一种利益格局调整；而分配制度的改革，改变过去那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生产要素也可以参加分配；另外，政府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及用工制度改革等等，无一不涉及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

　　在改革中获得较多利益的人，肯定欢迎改革，而且希望力度越大越好；而在改革中因多种原因获得较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利益受到损失的群体，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势必心理不平衡，并由不平衡产生对改革的抵触情绪。

　　而且，改革的对象是存在弊端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有着四五十年历史庞大体系，特别是我们的领导体制历史更久远，它脱胎于战争年代。几十年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工作方式等，与各种抵触情绪交织在一起，无疑构成改革的强大的障碍。

　　面对显而易见的种种阻力，尤其是体制性障碍，如果用突发式、跳跃式的改革方式，可能有力度，快刀斩乱麻似地一下子扭转旧体制，但由此引发的震动或激化的社会矛盾，则往往会超出改革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人们所受到的心理冲击和社会动荡，不仅可能导致改革的夭折，而且还会败坏改革的声誉，由此使人们丧失对改革的信心。

　　不少专家认为，我国改革的最大成功正是在于，近二十年来，走渐进式改革道路，不仅强调效率优先，而且兼顾了公平，在不断调节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使人民不断地从改革中获得了利益，而且获得利益总体上比较公正。这样就增强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增加了人们对改革的拥护度和支持度。

　　特别是党的十四大郑重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改革更是从过去那种带有一定盲目性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上升到有设计、有目标、有具体改革方案和操作步骤的更为理性、更为科学的阶段。尽管改革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都很明确，却同样没有急于“一步到位”。不论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培育、发展市场体系，也不论是政府机构改革还是失业、医疗、养老等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前行，改革的力度逐步加大，改革的层次逐步深入。以政府机构改革为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1998年的改革方案显然并不是“终极目标”，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在对改革方案进行说明时，就明确指出，“这是个过渡性方案”。之所以要“过渡”，而不能一步到位，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一些应该由市场来做的事，市场还不健全，只能继续由政府来做。同时，还有其他一些非市场因素，如政府工作人员的观念、意识、利益，包括分流人员流到哪里去等等。

　　不仅如此，侯少文还认为，我国渐进式的改革更加理性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开始注意将改革的重大决策与立法相结合起来。有目共睹的是，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立法的速度大大加快。到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总共制定法律三百多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也在逐步完善。党的“十五大”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并且将它写入了宪法。

　　显然，只有成熟的、取得共识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才可能通过国家权力机构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成熟”和“共识”本身就是以往渐进式改革的结果，通过立法后又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使改革的稳步推进有了法律保障。

　　有关专家评论认为，这首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进步，它表明我国的改革、发展不仅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而且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同时，因为有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将比以往那种把改革深化、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领导层的看法和注意力上，更“靠得住”更有安全感。

　　给稳定赋予改革发展的新内涵

　　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任何时候稳定都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当然，真正的长期的稳定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和安居乐业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社会各个阶层不管在具体利益上有怎样的不同，但不希望国家动乱，盼望社会稳定、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却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有关专家指出，站在实现党和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奋斗目标这个大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强调稳定，巩固、发展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更是具有极为重要的关键意义。

　　怎样才能保持稳定？侯少文教授认为，总结我国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经验，应当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稳定观，即：我们追求的稳定，不是禁锢和僵化条件下的“稳定”，不是愚昧和落后状态下的“稳定”，而是与改革、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是与富强、民主、文明联系起来的，是现代化条件下的稳定。

　　侯少文说，如果把稳定看作就是把人们管得规规矩矩，很呆板，那样的稳定是没有活力和生机的，它阻碍发展，也不可能保持长久，因而不是真正的稳定。新的稳定观，给稳定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就是，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稳定问题，通过发展来解决稳定问题。

　　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魏杰教授深有同感。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发展，没有改革，消极地解决稳定问题，是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稳定的大局的。

　　既要维护有利于改革顺利推进的稳定环境，又要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下决心进行一系列触动人们眼前利益(对一部分人来说甚至是有所牺牲)的改革，把握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和高超的艺术。西方政治学有关理论认为，“现代性”(即已完成现代化过程，经济社会高度发达)有利于稳定，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则常常会出现不稳定。可见对于所有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稳定”常常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我国近十多年来在改革不断深化和利益关系大幅度调整的背景下，从总体上保持安定团结，基本避免了“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成为规律的社会动荡，人心稳定，社会稳定，政局稳定，应该说，与令世人惊诧的经济建设成就一样，也是一个奇迹。

　　人心思定是大趋势，接受采访的专家们仍提醒人们，应该看到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是普遍存在的，有些还会长期存在，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还会激化。

　　侯少文教授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这是改革涉及到利益关系调整所带来的“副产品”。他说，应该承认，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如国企改革，一些企业关、停、并、转，这对国有经济重组是有好处的，对因此而下岗的职工，利益却是受到了损失；再比如，近些年农民所获得的利益没有明显提高；因为就业不充分造成的问题，流动人口带来的治安问题，还有腐败问题以及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等等。他认为，改革发展过程中人们因受益程度的差异而在心理上造成的不平衡，是影响稳定的社会深层原因。对此，我们应有高度的警觉和深刻的领悟。

　　当前这些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特别是较为突出的下岗以及失业人数增加、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引起了从上到下的高度重视。专家们普遍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改革、发展过程中在所难免的，没有理由因此而放缓改革的脚步，更不能停止改革。一位经济学家说，如果因为有下岗问题而放弃国有企业改革，那必然使未来的就业压力更大，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改革才是出路。”

　　一些专家也提出，保持稳定也包括改革开放本身的稳妥，应当在有效的驾驭和控制之下稳妥推进，避免大的失误和社会震动；同时，在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前提下，对实际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应该有具体应对措施，以及时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妥善化解矛盾。

　　首先，既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又要切实关注群众的眼前的切身利益，特别要抓紧解决关系人民群众疾苦的各种实际问题。侯少文教授认为，这方面，从党中央、国务院层面来说，身体力行，做得很好。但也应该看到，行政效益有层层失真的问题。要使各级政府都能关心群众切身利益，把一些与群众利益相关的热点问题解决好，本身就是一个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侯少文说，“政府不仅需要有得力的措施，还需要对群众疾苦的敏感性和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热情。”

　　而要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切实转换政府职能，真正从制度上有效地防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

　　对于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的问题，一些专家指出，这个问题的“恶化”常常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带有根源性的问题。应该承认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见端倪，人们已经在生活中体验到了。党和政府应该有高度的警觉性。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就指出，“在本世纪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确实到了应认真研究并突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有关专家也指出，当前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其中明显的是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能力弱化，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因此，亟须强化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统筹职能，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

　　鉴于一些国家的动乱都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一些专家指出，为了确保国家的长期稳定，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还需要把握经济运行的安全性。专家们认为，我们国家虽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如银行呆坏账率那么高，还有一些信托机构买空卖空等等，都是不稳定的“隐患”，必须正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防范。(顾卫临)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