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陈美认识是在不久前的一次小型朋友聚会上。其时她正忙着打包托运，忽然冒出一个主意，问一个朋友要不要她的床。但在纽约搬家俱实在不是那么方便，那个朋友好象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便作罢了。但陈美的情绪看上去很好，使劲催着一年前从北京电视台辞去工作到纽约来自费留学的文佳讲国内最新的笑话。文佳是个讲笑话能手，尤其他的一口地道京片子，效果与众不同。加上他8月份刚刚回了一趟北京，算是第一手最新的材料——当然大多是针贬时弊的。陈美大笑着对文佳说，“我回北京后，你要给我介绍好玩的地方。”

　　我们在座的人，要不是在北京出生长大，也是在北京上大学并工作生活过的。但若论在美国的时间，三十出头的陈美算是最长的。92年刚从北京大学英美文学系本科毕业，陈美便考到美国，重新读了个计算机学士学位，后来又读了一个工商管理，一直在美国大的金融公司工作，到今年为止正好是10年。也许是巧合，陈美在10周年的时候离开美国回北京工作。不是因为她在纽约工作的公司——美国运通派她回中国，或是解雇了她，而是她自己决定回国。她找到一家做金融服务的美国公司第一数据公司在北京的分公司，担任销售部门经理。她有绿卡，但是以当地雇员身份聘用的，薪水也比纽约的少。但陈美似乎很满意将要开始的新工作和新生活。“我想回国因为我想离爸爸妈妈近一些。另外，我也觉得国内的机会比美国要大。”

　　陈美当年是北京市高考应届毕业生的文科状元，英语满分。到美国来以后陆续读了两个不同的热门专业。但她觉得她在美国做到头了，作为美国运通市场部经理，她不认为自己还有可能升到更高的位置。其实，在很多女孩子看来，能在美国大公司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陈美也一再说她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学到很多东西，体验了不同的生活，当然还拿到了身份。只是她一直感到生活在非主流。

　　“这是一种不太容易界定的感觉。”陈美说。“我也有很多美国朋友，大家一起玩，一起聚会，不存在交流障碍，但还是不一样。”陈美说感觉主流不主流并不取决于你赚多少钱，或是你做到的职位有多高，甚至跟你的语言程度也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一种心理状态。从北京电视台出来的文佳赞同说，在国内，即使他很穷，没有钱，他也会觉得在主流。但是在美国，他找不到感觉。

　　机会主导

　　感觉是非常主观、个人、微妙的。这就象回国的决定，也是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结论。中国大陆从70年代末开放国门，每年便有大批的国人出国留学，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国潮不断升温。所谓的回国潮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才慢慢出现的。其实称“回国潮”并不太确切，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出国的人和回国的人的比例仍是严重失调。

　　至少在2000年，美国有关利益集团还向国会抗议，要求停止给中国学生签发签证，他们说99%的中国学生最后留在美国没有回去。办过留学签证的人大多知道，通常情况下签证官必要问一问题，即毕业后会不会回中国。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肯定的是很少有人会回答不回去，但回答的技巧有时能决定能否拿到签证。于是，这也帮助带动了一个新兴的商业机会——签证咨询。北京新东方学校的繁荣便是托了出国热的福，现在该校的签证咨询业务同样做得很红火。

　　但回国的人的确越来越多了，原因是多方面的。陈美代表了一种个案。目前至少有两种情况促使相当数量的中国留学生在同一时期内回国。今年是其中之一：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加上去年“911”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导致了——一，很多人被解雇，二，今年的毕业生普遍找工作困难。这不仅仅是对外国人而言，美国人面临同样的困境。过去一度最为热门的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今年几乎成了廉价的处理品，不仅开口要高价的底气全无，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很不错了。名牌商学院的学生同样不能幸免。

　　高洋是宾州州立大学沃顿商学院2002年的毕业生，出国前在北京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作过。两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美国股市泡沫还没有破裂，市场仍弥漫着乐观——尽管已经开始带有保留的气氛。去年情形已经很糟糕，许多公司在大量裁员的同时也冻结了招聘。今年并没有太大的改观，股市仍是一路的下跌，大量公司处于谨慎观望态度。而对外国学生来说，选择范围又要缩小好几圈。高洋从最后一个学期开始找工作，到毕业的时候仍没有在美国本土找到什么机会。她的同班同学中有一半和她一样。毕业后在纽约闲逛了近一个月的高洋终于接受了通用电气公司中国公司在上海的工作机会。“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她在走之前对我说，“我已经准备好回去了。”

　　笔者在北京上大学的同系室友今年也适逢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硕士班毕业。她说这个专业的理想对口工作单位应该是政府部门及国际组织，本来外国学生就处于不利地位，由于今年的招聘状况尤其恶劣，连她的美国同学也愁眉苦脸。她的中国同班同学因为没有债务，因此早早地就规划回国找工作去了，而她因为没有奖学金，向学校贷款付学费。“如果不是债务问题，我也早就回国找工作了。”一路碰壁非常沮丧的她在毕业前一天，忽然接到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的接收函，总算化险为夷。但她希望在还清债务后回到中国去，因为她的专业在中国发展更有用处，而且——她并不喜欢美国的文化。

　　尽管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数字表明今年有多少大陆留学毕业生回国去，但仅笔者所知的就有不少。另有一些暂时还呆在美国，因为有一年的实习期，也准备在一年之内回去。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国内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出国的，在国内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和关系网络，回国也就不是一个特别为难的选择。而且，向现实妥协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另一次相对较大规模的回国潮发生在三、四年前，时值互联网高峰期，美国“非理性地狂喜”，世界其它地方亦步其后尘。当时，有一批硅谷和华尔街的中国技术金融人才回到中国创业淘金，通常背后有国外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当时的决定似乎也很容易——财富的诱惑、媒体频频曝光的光环。时过境迁，现在很多公司或倒闭或艰难生存，不复是以往的胜景。(原载美国《侨报》作者：曹海丽)(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