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19日电 陈爱莲，被誉为“东方舞蹈女神”，至今已经在舞台上度过了五十年的春秋，日前她接受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讲述了自己半个世纪来所经历的风雨路程。

　　陈爱莲：我十岁多的时候父母双亡了，我就进了孤儿院。以后，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到孤儿院把我招到北京来，那是1952年的十月份。

　　但当时我对舞蹈毫无认识，觉得舞蹈非常浅薄，如果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蹦蹦跳跳，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如果作为终身事业，简直是不可思议。正在这个时候，学校组织我们看了一部电影，叫“苏联芭蕾舞大师”，这部电影浓缩了四部经典的芭蕾舞剧。

　　我对舞蹈有了一个重新的、根本上的观念的改变，原来舞蹈，特别是到了舞剧的这个境界，它不但能像在演电影、演戏剧这样满足我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剧中的)人物有个性、有情节、能展现世界，它还能够通过形体给你得到一种特别美的享受，甚至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长，我更感到了舞蹈有它特别的优点，经常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给你一个比较开阔的想象空间。

　　鲁豫：您当时练功苦吗？

　　陈爱莲：我是相当能吃苦的一个人，就是竭尽全力了。我那么累、那么苦、那么困，简直就是支撑不住了，但是我还在坚持。

　　有一次去芬兰比赛，到莫斯科之前大概五六天的时间在火车上。这五六天不练功怎么可能的，而且我表演的节目都是技术性比较强的。国际火车比较宽，就在火车上练功，但也是很小的范围，转过来扭过去。这种情况下，我上午练一遍，下午又练一遍，晚上我又在那过道里练一遍。有人说陈爱莲是一天三遍功的人。到芬兰比赛的时候，很幸运，四个节目都获得金奖了。得完金奖以后，非常开心，大家也很宠爱我了。

　　鲁豫：我感觉您的性格在某一个阶段突然有一个改变，以前您很清高，小鸟伊人。

　　陈爱莲：八十年代中国的走穴风特别深，单位里不干活，到外面去演出，屡禁不止。再加上整个剧团都不景气，没有什么演出。我生活在第一线，就觉得挺发愁的。那时候我们都很穷，每个月三号之前，我的丈夫要买月票，三块五，我就是没这三块五。所以每个月到一号左右，我必须跟邻居借。那时候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托儿所，我俩才100多块钱工资，所以我只能够借五块钱。我们单位5号发工资，但三号之前不买月票的话，就不能上公共汽车了，这成一种恶性循环。后来走穴开始了，第一场走穴，发我五块钱，高兴坏了，这个月不用跟人给借五块钱了。然后慢慢从五块钱长到八块钱、十五块钱，然后几十块钱。

　　鲁豫：我有点意外，我以为您会不屑于做那些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性格，应该不屑于搞这个的。

　　陈爱莲：不，任何场地我都能演出。但是，如果好的场地，我们能有更高的、更完美的、综合艺术的表现。有很多老板找我，我就想哪个单位找我最快、最真诚，我就跟谁走。这样我就带着我这个团，在92年开始进了夜总会，进了歌舞厅，去了深圳，去了东莞，去了虎门，去了江浙一带，到处去巡演。我作为嘉宾表演，也作过驻场演员，我甚至当过一所歌舞厅的艺术总监，每天拿着电话，CALL谁呀，那个歌星到位没有，DJ来了没有，给演员们编排节目。我刚到深圳的时候，你猜有多少大的娱乐场所的老板约我谈，希望我跟他共同把这个行业搞好，我也挺兴奋的。但是到了深圳，我也很受教育。就我舞蹈界这么大一个人物，走向市场去搞娱乐行业，这是很轰动的。

　　陈鲁豫：您当时为什么想办舞蹈学校？

　　陈爱莲：我喜欢这个艺术，整个学校没有贷款，我把那些年走江湖赚的所有血汗钱都投进去了。真的是血汗钱，我一年平均演300多场。

　　鲁豫：陈爱莲的一家人都从事着和舞蹈有关的工作，她的两个女儿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她的先生现在管理着爱莲舞蹈学校的事务。陈爱莲以她对舞蹈的热情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说她的一半给了生活，另一半给了舞蹈，但我觉得舞蹈占据了陈爱莲的全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