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日电 中国足协前专职副主席王俊生，日前出了《王俊生回忆录》一书，对自己担任中国足协掌门人时的一些事情进行了追述。在该书中，他特别拿出了一节来介绍自己当时出任足协副主席的情形。文章节选如下：

　　正是这些小事给年维泗的印象较深，所以他在辞掉足协主席的同时推荐了我。

　　年维泗担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一职是在1985年，当时的秘书长是杨秀武。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上，中国男子足球队不敌东南亚冠军泰国队，未进入前四名。年维泗十分痛心，毅然向国家体委提出辞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一职。1991年底，国家体委党组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年维泗的申请。他在离职前，向国家体委党组推荐我作为他的接班人人选之一。

　　当时，国家体委考虑的人选有四五个，而且职位都比我高，更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但都因各种原因，未能担任这个职务。

　　我当时在北京市体委工作，是北京市体委党组成员，主管财务、基本建设和第三产业，同时兼任北京市足球协会副主席和秘书长。

　　后来听说，我有四件事给年指导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在国家队的队友中，戚务生、徐根宝、迟尚斌都很少与我开玩笑，只有来自天津的主力左前卫蔺新江总爱跟我逗，我也很愿意和他嬉闹。一次，我看见他的笔记本有两页空白，便说给你写一个“自传”吧。

　　他用天津话问：“写吗？写自传？就这么两页纸够吗？”

　　我说：“写完了你就知道了。”

　　“好，我看你这个‘才子’写出嘛好文章。”他笑着把本子递给了我。

　　于是我写了如下的文字：

　　蔺新江：二十五岁，性别：“中性”，中国国家队队员，是一位少年奇才。当他一出生的时候我便看出来了，他的眼睛是红色的，撒的尿是蓝色的，拉的屎是白色的，而且奇臭无比。他父亲是多么健壮的汉子，居然让他第一摊屎熏得昏死过去整整一个小时。以后，老父亲只要一看他拉屎，拔起腿就跑。他的哭声像俄罗斯古典乐曲。生下来的第三天，他可以在床上独立行走，十天三级跳已经达到健将级标准，吓得他母亲紧闭双眼，以为自己生了一只神蛙。刚刚满月，亲朋好友前来祝贺，父亲买来一个“阿迪(即阿迪达斯)”的足球，轻轻地放在他的脚旁。他用右脚轻巧地把足球弹起，左脚一个凌空射门，把父亲的两颗门牙撞掉。在场的足球皇帝贝肯鲍尔惊得大腿和小腿同时抽筋。一岁他便可以吟诗，唐诗宋词无他不会。三岁写了第一篇论文《性格与足球》，刊登在国际足联的月刊上，其观点轰动了整个足球界。五岁成为宇宙队的主力前卫，高超的技术使球王贝利目瞪口呆；七岁考入英国剑桥大学；九岁发表了《癌症的起因与治疗》的论文，轰动了世界医学界；十一岁获得博士学位，十三岁获得诺贝尔足球奖，对世界最大的理论贡献是：“足球攻克癌症”，解决并攻克了医学界百年来的巨大难题，人类不仅生命延续而且踢足球的人口大增。然而在二十五岁时，他却患了“足球癌”……

　　这纯属运动员间的嬉闹，后来蔺新江在几个要好的队员中宣读，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年维泗听说后，笑道：“想不到俊生还这么幽默。”

　　第二件事：1974年，由于我在国家队长期打不上比赛，教练组决定让我先回北京队。我的行装中有国家队的训练服和比赛服共八套，我洗完叠好后交还给队里。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平常的小事，队内规定所有装备都要归还，我按规定做了，只是洗干净、叠整齐后归还的。但当时有些队员并没有这样做，把不该拿走的服装私自带走了。年指导每每提及此事，总是对我称赞有加。

　　第三件事：1988年，高丰文带领国家队准备迎战日本队，争取奥运会的出线权，需要灯光场地训练。当时训练场地一时联系不上，便找到了我。我当时任北京市体工大队队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国家队，及时帮他们解决了难题。年指导对此很满意。

　　第四件事：1990年，徐根宝带领的国奥队在小组预赛中客场挑战朝鲜队被逼平。回到国内，主场设在先农坛体育场，正是我分管的单位，各方面的组织工作都很顺利，我只是在其中做了一些保障工作。国奥队勇猛顽强，以1：0战胜朝鲜队，取得小组出线权。年指导认为我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办事效率高。

　　正是这些小事给年维泗的印象较深，所以他在辞掉足协主席的同时推荐了我。

　　当国家体委人事部门对我在北京市体委的工作情况进行调查时，市体委的同志如实地反映了我的实际工作情况，其中包括政治表现、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以及个人素质与工作政绩等等。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后，国家体委党组最终选择了我。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办好了一切手续，于1991年11月8日走进了中国足球协会的办公室。

　　到足协前，我先去了中国棋院。年维泗此时刚刚开始担任棋院的党委书记。

　　年维泗告诉我，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年龄。他说：“我已经58岁了，再有两年就该退休了，想干也没有时间了。如果今年48岁还有10年的工夫，我可以不顾一切地干下去。但是，现在无论体力还是精力，都不允许我继续在这个位子上工作了。如果我还干下去，受损失的是足球事业。现在你来干，我从中帮一下。你至少有10年的时间，你干好了，我和足球界的人都会高兴的。”

　　从中国棋院到中国足球协会只有五分钟的车程，我十分清楚，五分钟以后，我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选择就要开始。这种选择是对还是错，是福还是祸，我心里真是没底。这种人生的体验一直伴随我到今天，它奇特并带有刺激，它总使人在忧虑中企盼光明，在希望中争夺成功。

　　当时的中国足协在国家体委训练局游泳馆二楼，是年维泗出面联系租借的，约300平方米。在当时，中国足协的办公条件比其他协会都好。

　　年维泗用一把长柄钥匙打开房门，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是我的办公室，现在轮到你了。”我又跟着年维泗走进会议室。十几个人端坐在会议桌前，表情严肃，从眼神中隐约露出几丝不安。

　　“俊生同志大家都该熟悉，我不用介绍了。”年维泗宣布，“国家体委党组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俊生同志担任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今后同志们要在王俊生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工作……”

　　我环视这间6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黄色的带有明显裂痕的玻璃橱窗中，陈列着几座亮闪闪的纪念杯；再望望围坐在会议桌前的工作人员，我脑海中忽然闪出了一个念头：“他们真的像外界传闻的那样吗？”

　　我想跟他们讲：多少人劝我不要到这里来，原因不仅是足球成绩不行，而是管理足球的人水平不行。我还想说：中国足球这条船已经在风浪中多次触礁，伤痕累累，经不起狂风骇浪的冲击。我来的任务不是修船和补船，而是更换更结实的船，因为，我做好了迎接更大的风浪的颠簸和更严重的触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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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讲。

　　我只说了这样几句话：“今天和大家见面我很高兴，我以同样的心情期待着和大家一起共事。从现在开始，我已经加入到同志们的行列，成为中国足协的一员。我有决心和信心与大家一起，为了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工作……

　　来到中国足协的第二天，我走进了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办公室。我知道，这是一次正式谈话。

　　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伍绍祖说：“你还是属于足球圈内的人，只不过你跳出去了10年。”当时我没有听懂他这话的弦外之音，后来我才知道，他要寻找一个不是“足球圈内”的人来担任足协的“一把手”。43年的中国足球征程证明，中国足球要在2001年保证冲出亚洲，只靠足球界内部大概是不行了。足球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它的科学训练水平更高，科学管理、科学决策更难。必须引入高知识层次的外部人才，和足球界的管理者、专家一起合作，才有可能开拓出新天地。为什么没有找到呢？我想可能是时间太紧，来不及找更合适的人选。九年后，当他离职的前夕，终于出现了一位真正“足球圈外”的人才——阎世铎接替了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重点有两个方面。”伍绍祖认真地讲，“一是要把班子团结好。我们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没有矛盾的班子，而是一旦出现矛盾要处理好，你要把班子团结好，把队伍带好。二是要把足球搞上去。足球是一块金牌，而且是一块非常有影响力的金牌。它是一项规模大、对抗性强、变化多、异常激烈的运动，因此十分吸引观众，要想尽一切办法搞上去。”

　　我认真地听着，仔细地记着，不时在笔记本上画上重点符号。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他问。

　　“其他问题没有，只是组织程序怎么解决？”我提出了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足球协会主席还未确定人选，我想很快就要决定了。在未确定前，有关业务方面的问题，你找袁伟民和徐寅生同志汇报，其他问题可直接向我汇报。”

　　走出伍绍祖的办公室，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责任伴随着沉重的压力，10年间，我始终肩负着。

　　(齐鲁晚报摘自《王俊生回忆录》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