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殷承宗，总会和另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黄河》。这位出生于鼓浪屿的音乐少年，17岁的时候便在国际顶级水准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夺得亚军。在十年文革中，他让钢琴“洋为中用”，创作出钢琴伴唱《红灯记》而红遍全国。为了还原钢琴的真正艺术价值，他又创作出家喻户晓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但是这位享誉海内外的钢琴演奏家在文革结束之后却遭遇事业的低潮，如今旅居美国的殷承宗精力充沛，每天与钢琴为伴。

　　日前，殷承宗接受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专访。

　　鲁豫：您现在每天练琴的时间大概是多少？

　　殷承宗：现在大概是五六小时吧，如果要学新的东西可能多一点。

　　鲁豫：我注意到您的手，一般说弹钢琴的手要特长，我看您的手也不是特别长。

　　殷承宗：我觉得弹琴，当然手是很主要的，但是脑子脑子和心更重要。现在有很多小手的钢琴家，普尼列夫的手比我还小，但他的技术这么好。我的手小也会有一定的好处，我的手长得非常的匀称，几乎几个手指一样长，像一刀切一样，而且我的无名指特别长，我的手比较宽，有力量。另外我的伸张力还挺好的，我以前弹不到十度，到40岁以后我十度能弹下去了，所以还是要靠练习，我现在每天还做这些伸张的活动练习。

　　年少的殷承宗曾经梦想和这些中央音乐学院的莘莘学子们一样，接受专业的音乐培养，但是直到上中学以前，他都很少获得接受正规音乐专业教育的机会。1954年，12岁的殷承宗在厦门市音协主席杨炳维的帮助下，只身前往上海，北上求学。

　　殷承宗：我妈妈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她从小老说，你什么都要早，就是死不要早。所以那时我曾经为了练一个装饰音、一个小节，练过八个小时。那天我说，我这个装饰音要练不出来，今天不要睡觉，结果克服了这一次，很多东西一辈子都还在那里。

　　鲁豫：那时候你在学校里的音乐目标是什么？你的理想？我想成为什么样的音乐家？

　　殷承宗：那时候很简单，我想去比赛，我想成为一个国际比赛获奖者。那个年代比赛很少，有很多的机会。我那时候想到世界各国去演出，我很喜欢演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洋为中用

　　1958年，殷承宗便第一次实现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演出的梦想，四年后，他又在世界顶级水平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上，战胜众多强手夺得了第二名。然而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使他随即中断了在苏联的学习匆匆回国。1963年底，回国不久的殷承宗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被鼓励多创作一些民族化的作品。风华正茂的殷承宗满怀激情，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殷承宗顺应“革命”形势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殷诚忠。这时有人提出钢琴是“资产阶级的玩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应该砸掉它。但殷承宗却不愿看到钢琴就此“灭亡”，他决心用实践证明钢琴可以“洋为中用”。

　　殷承宗：乐团派我们搞创作，我当时在广播乐团，想用创作这种方法，写红卫兵钢琴交响曲什么的，企图想用一点京剧的曲调。我后来跟刘长瑜说，我试着写几段《红灯记》你来唱。我当时很快，《红灯记》前三段夜里写出来的，第二天就找她来合，我觉得很融洽。我们在民族宫国庆节的时候演出，轰动得不得了，这样就搞出来了。

　　1963年6月30日深夜，殷承宗得到中央领导的召见，被告知他创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将作为建党四十七周年的特别献礼在全国广播。当《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殷承宗在人民大会堂演奏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消息后，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又把它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殷承宗和他的作品一时红遍全国。这一事件使钢琴音乐在中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普及，而与此同时，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们则在为钢琴在中国重获新生弹冠相庆。

　　《黄河》协奏曲

　　钢琴伴唱《红灯记》获得成功后，殷承宗开始考虑如何让钢琴从京剧伴唱的位置上独立出来，使之突出钢琴的地位和真正的艺术价值。殷承宗随后和储望华、盛礼洪组成三人创作小组，选定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进行改编。

　　鲁豫：在北京半年的创作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情？

　　殷承宗：《黄河》的演出有几次我要上台的时候，都出了问题。第一次试演，突然我的中指指甲这发炎了，肿得很厉害。后来医生让我每天泡在灰锰氧水里头，最后勉强包了手上去演出了。第二次就更严重了，“五一”正式演出，我弹《红灯记》弹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在台上腰扭了，整个动不了，站都站不起来了。只好关了幕把我抬下来，下个节目就要上《黄河》了，当时B组根本没有人会弹，临时决定《沙家浜》先上，把我拉到邮电医院打麻药，做了很多处理，最后拿绷带把我的腰整个缠起来。

　　鲁豫：能弹吗？弹钢琴动作很大的。

　　殷承宗：那个时候给我搞了一个有靠背的凳子，说如果不行的话，赶紧躺下去。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而且那场演出特别好！

　　鲁豫：观众意识到了吗？因为最后你都不能站起来鞠躬。

　　殷承宗：观众意识到了，观众也特别地热烈，乐队那天的合作出奇地好，所有人都盯着我，害怕我出事情，给我很大一个(信心)。但是黄河演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二月份我们在小礼堂演出的时候。

　　鲁豫：那个小礼堂？

　　殷承宗：就是人大小礼堂。那时候总理来审查，大家很激动，我记得保护黄河最后一段时候，把鼓皮都打破了。总理一直打拍子，最后他喊，是星海复活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好久没有听冼星海的音乐了。

　　审查·赴美

　　1970年5月，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北京的正式公演获得了成功，这个作品也成为殷承宗日后到国外访问演出的保留曲目。1973年，殷承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被提升为中央乐团领导。由于他在文艺工作上的突出贡献，殷承宗还代表文艺界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然而四人帮的倒台却让殷承宗的事业急转直下，1976年，举国上下开始欢庆文革大革命的结束，殷承宗却被作为“中央乐团四人帮的代表”接受长达四年的审查。

　　鲁豫：文革之后你接受了审查是吧？

　　殷承宗：对，大概四年时间没有让我上台，不能回家，每天要写很多材料。那段时间我觉得很渺茫，很痛苦的。

　　鲁豫：还有碰到琴的机会吗？

　　殷承宗：开始几年我可以有，因为我坐在钢琴前头就会忘记一切。在完全不能回家的十个月里头，我一是用脑子练琴，以前弹过的东西一条一条背。第二，我手小，就撑手，每天在桌子上划道，今天撑到这儿，昨天撑到那儿。我天天夹着吃饭的筷子，不让手缩回去。结果十个月出来以后，原来十度和弦弹不到的，手长大了都能弹下去了。

　　1979年审查结束后，经历多年风雨坎坷的殷承宗有了到国外去重新奋斗的想法。1980年，殷承宗的夫人先于他以留学的身份到了美国，两年以后，殷承宗携同女儿也奔赴大洋彼岸。

　　初到美国，殷承宗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这位享誉东方的钢琴演奏家甚至为了能够得到一架钢琴被迫演奏自己不喜欢的乐曲。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殷承宗每天依然能以钢琴为伴。在几次个人独奏音乐会后，美国的媒体开始关注起这位来自中国的钢琴艺术家。殷承宗终于在这个西方的陌生国度里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艺术天空。殷承宗现在经常自豪的说，他是目前仍然活跃在舞台上年纪最大的中国钢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