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垄断丧失公信力 谁来掌控中国的信用评级？(2)

　　王建业：中国信用评级为什么落后？我觉得跟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有关系，跟这个行业的网络效应、路径依赖、效率有关系。现在我们碰到一个机遇，就是在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我们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公司债、高收益债市场都有很大的发展。我国企业“走出去”增加直接投资在我国外汇资产中的比重，要求我国信用评级业后来居上。五年以内，全球市场的增量绝大部分将来自中国。我们有这个需求，这就是机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国内的信用评级体系存在着一些风险，体制上、机制上存在风险。目前国内信用评级体系的模式是从西方学来的，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信用评级体系。我们面临着被美国评级机构控制话语权的风险，还面临着对风险揭示不够产生的风险。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战略抉择问题。评级体系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面临这样的形势，我们应构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概念。

　　话语权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靠硬实力和软实力，是靠市场承认——

　　发展信用评级应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来做

　　中国期货协会常务副会长邹建平：现在中国的钢购买量和铜购买量在全世界特别大，但是我们一点话语权都没有。过去我们一味强调接轨，老跟在别人的后面走。信用评级标准用别人的，我们还谈什么话语权和定价权？

　　吴晶妹：现在全球经济状况，信用资本已经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拥有强大的信用资本成为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但是拥有评价信用资本的资格、拥有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比拥有信用资本本身更重要。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中国现在作为主要债权国、主要资源提供国，我们理应拥有这样的话语权。

　　王建业：现在国内谈得比较多的是争取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定价权，捍卫国家安全。但是话语权怎么争呢？话语权不是别人给你的，是靠你自己争回来的，靠硬实力和软实力，是靠市场承认。我个人的看法是市场竞争约束比腐败官僚来办更好。牟利本身没有错，什么叫牟利？就是效益最大化，用最小的成本办最大的事情。争取我国金融话语权、捍卫我国金融安全从根本上来说是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的问题。

　　成思危：现在三大评级机构基本垄断国际市场，我们的信用评级机构基本上没有。发展信用评级应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来做，不应该单靠市场来做。

　　政府做什么？首先完善立法。立法有三个作用：第一，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评级机构这个市场主体应该规范，发债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也需要规范；第二，规范市场的基本关系，比如评级机构和被评级机构的关系；第三，规范市场的秩序，我们鼓励市场竞争，不能够设计一家国有垄断的评级机构，但要设立竞争秩序，要有一定的准入门槛。

　　做大做强中国自己的信用评级业——

　　将发展信用评级机构纳入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划

　　邹建平：信用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已成为国家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准。我们推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我们建立的信用评级体系也就应当具有中国特色。伴随着中国评级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的评级监管也应该是以扶植和推动为主。制订可行的措施，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世界各经济大国都依靠本国评级机构为国内的资本市场提供评级服务。外资机构可参与不涉及我国经济安全的评级业务，但绝不允许其主导我国的评级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完善信用评级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是要明确限制外资评级机构不得涉及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如大型国有企业与主要金融机构，以及兵器、航天、航空、核工业、船舶等国防工业。二是要坚持对等原则，在批准外资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同时，我们应要求其所在国政府承诺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捍卫我国的金融主权和国家安全。三是要对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进行限制。

　　吴晶妹：国家应将加快发展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一项重大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划。在监管体系上应当坚持统一监管与专业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明确评级机构的对口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严格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标准，做大做强中国自己的信用评级业，掌握国际话语权。(记者吴燕、刘先云、赵梓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