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无形之手”引向诺奖（图）(2)

　　学术：即使不获诺奖名声也早已响当当

　　威廉姆森是和作为政治学家的奥斯特罗姆一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和奥斯特罗姆获奖之后的狂喜相比，威廉姆森可以说相当平静，他在接受诺奖官方网站的采访时语气平和，15分钟采访时间里，他只是耐心地解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声调没有丝毫改变。可能有无数人问起过他当时的心情。这次来北京讲演，在午餐桌上他主动同记者讲起：早在2008年9月，他参加诺贝尔基金会在斯德哥尔摩组织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并不很常见，两三年可能才举办一次。那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经济组织，这恰好是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当时就有人说，这可能是种信号，威廉姆森可能会因此获奖。结果，这种说法一年后应验。

　　获得诺奖前，他专注于自己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不为多少圈外人熟知，也很少在媒体前抛头露面。不过在学术圈里，即使没有诺奖，他的名声也早已经响当当。在以引用率作为衡量学者学术创新和影响力的学术圈中，威廉姆森的排名遥遥领先。2006年，一位客居英国的学者根据权威的SSCI-ISI的统计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威廉姆森论著的被引用次数直线上升，不仅超过了科斯和诺斯，甚至超过了凯恩斯等人。

　　诺奖委员会这样描述威廉姆森的学术贡献：他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为什么有些经济交易发生在公司内部，而另一些类似交易却发生在公司之间的市场上。这一理论告诉人们，如何在组织内部做出最基本的选择，即什么时候应该把决策的制定放在组织内部，而什么时候应该让市场来解决问题。

　　此次中国行首站，威廉姆森即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介绍了他的这一研究领域的前世今生。和传统古典经济学仅仅将企业作为市场的最小单位来进行研究相比，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等于是解释了企业这一“原子”内部的质子和中子是如何运动的。

　　在威廉姆森之前，这一领域的最重要学者应该是1991年的诺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他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以及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命题，揭示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这一经济学奥秘。

　　而威廉姆森的开创性研究，则是在前辈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基础上，真正对交易成本做了精确定义和深入剖析。他认为，人们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和“资产专用性”，共同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简单来说，就是为了防止交易可能带来的损失，人们在交易时必须付出额外的成本。围绕交易成本，威廉姆森的研究涉及到了企业理论、兼并收购、公司融资、公司治理等多个方面，由此，他所搭建的理论框架也被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

　　此外，威廉姆森还积极促进了跨学科的互动与研究，他把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乃至心理学多学科的融合，作为推进他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几十年学术生涯中，威廉姆森并非一帆风顺。早年，他仅仅就读于一家社区学院，学习该学院和麻省理工合办的课程。后来，他还在斯坦福大学里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化学工程。尽管如此，他说“似乎还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指引着我走到今天”。而那些看似并不相关的学术经历，对他后来横跨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研究都大有帮助。正因此，他获奖以后在各个场合的讲演，都会提及一长串的感谢名单，包括他在卡内基学院不同学科的同事、在美国反垄断部门的同事，其中有的大名鼎鼎，有的却不为人知。

　　大多数时候，他依然本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斯商学院破例给已退休的他保留了办公室，每周四下午4点多，在哈斯商学院C325室召开的制度分析研讨会上，人们还是会看到他的身影。一如从前，他默默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听大家发言，偶尔才发表点看法。

　　实践：为破解中国企业问题提供了解释维度

　　这次中国行，他将先后访问北京、成都和深圳，同中国的经济学同行及企业家展开广泛深入的对话。对于中国，威廉姆森其实并不陌生。早在1987年，他就和太太在中国待了一个月。当时首站也是北京，在中国社科院开了几场讲座，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大概在北京待了两周，学生们非常热情，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问题。”20多年后的这次中国行，在讲演开始前，他也不忘再次表扬他的中国听众：“我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都做过各种各样的系列讲座，但是，在中国的系列讲座总是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至今，他已经先后四次来到中国，去过上海、广州、香港等多个城市，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有过比较充分的接触与交流。尽管如此，他还是坦言自己在学术层面上对中国并没有太多研究，在这次讲演后同中国学者和企业家的互动中，他甚至一度有点沦为配角的感觉。他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自己只能描述一些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比如经济高速增长，城市日新月异，变化很大。但这些只是主观感受而已。“我想，我的年龄和精力可能不允许我再去做深入研究了。”

　　而在中国，但凡对经济学理论有所研究的，对威廉姆森早就并不陌生。这次北京讲演现场的另一位嘉宾、北京大学国务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提到：“我以前听过威廉姆森先生的讲座，二三十年过去了，我觉得今天听懂的部分比那时候大大增强。”除了亲耳听到威廉姆森的讲演，更多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者通过其著作认识了他，如今，威廉姆森的主要作品早已翻译成中文，新制度经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威廉姆森的著作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书。

　　过去30年，威廉姆森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更是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交易成本、非正式合同、治理结构等概念，都是中国经济学文献和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热门词汇。在威廉姆森此次来中国之前，中国的学者和企业家对他的企业理论如何落地中国，早已有了一番热烈讨论。可以说，对于破解中国的企业问题，威廉姆森的学说提供了非常好的解释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