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稳定增长才是最佳反通胀手段

　　与其花大力气去调控并不十分严重的通胀隐忧，不如考虑如何让国民收入分配变得更合理一些。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如今已步入深水区，零敲碎打式的增量改革已没有多少余地，剩下的就是直面矛盾的核心：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而不解决社保、医保和高房价这些根本的制度性问题，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

　　尽管7月中国消费物价指数(CPI)仅略微超过3%这一红线，可通胀隐忧已在公众心底滋生。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和国内绿豆、大蒜等农产品价格轮番炒作的双重压力更强化了人们对于未来通胀的预期。虽然央行早在去年年底就已预见，在经济复苏阶段，通胀很快会成为麻烦，并为此提出了“管理通胀”的政策理念，但从通胀预期似还在不断强化来看，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一方面，根据经济学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胀与就业(或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某种微妙的正向关系，当中国经济增速重新回到8%以上时，3%甚至更高一点的通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反而可能诱发经济“二次探底”；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或多或少存在“货币幻觉”，倾向于对货币的名义价值做出反应，而忽视实际购买力变化——在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即便物价上涨了，人们并不会对此太在意；只有在工资不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转而关注货币购买力的变化。

　　笔者无意刻意轻描淡通胀的危害，但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事实是：1994年以来通胀发生频率其实并不高。即便是在2008年这样的全球大通胀中，中国也以较快速度擒住了通胀这只出笼猛虎，甚至比美国更早实现物价总水平的回归。当然，这一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之间、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之间筑有若干道防火墙，缓冲了外部通胀的输入速度；二是央行除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等各种市场化手段外，还保留了信贷总量控制这一看似落伍、实则强大的货币政策工具。

　　足球界有句名言，“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如果把反通胀视为被动防守，那么，收入增长无疑就是最好的进攻手段——当然，这里所说的收入增长，绝非所有人收入的同比例增加，因为这反而会加速通胀的到来，而是指未来10至20年内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稳定增长。

　　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或工薪阶层和农民而言，通胀固然可能对其固定收入和财产形成一定的“蒸发效应”，但以过去20年中国通胀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来看，该效应并不显著。与此同时，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相比，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缓慢增长甚至长期止步不前，才是导致其财富止步不前甚至不断萎缩的重要根源。而低收入反过来又对中国消费和民间投资的拉动形成了负面激励。

　　先看城镇。全国总工会的专项调查表明，去年中国职工月均工资2152元，其中低于该标准的人数占67.2%；低于该标准50%、每月只拿1000元工资的人数占17.3%；而过去5年间未有任何工资增长的职工比例高达23.4%。无疑，一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拉高了城镇收入增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