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中央银行重点关切问题的演变(3)

　　但这次危机提出了挑战。比如，一国总储蓄太高了或者太低了，如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太低了，中国的储蓄率又太高了，大家都觉得需要调整，那么中央银行有没有责任？需不需要中央银行提供某种激励？又如，放贷的积极性，或者是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积极性，是不是需要适当的政策激励？还是就放任不管而只提供流动性就够了？在这次危急中，欧美有很多抱怨，金融体系在经济恢复期间出力不够。对此，中央银行有没有措施、能不能够予以政策激励？再如，在危机中，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受到损害，但不同的金融机构自我恢复能力不一，有的可能单靠自己无法有效修复，对此，中央银行要不要设法有所调节？

　　通过这次危机，人们可能倾向于需要调节，而且中央银行也应该多想一些办法，因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工具可能不足以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如果说需要中央银行介入并调节的话，就涉及到用什么工具来调节的问题。像过去中央银行只注重政策利率这一单一变量就不够了，可能要从政策利率单变量转为关注利率向量。

　　从人民银行角度讲，我觉得我们曾经关注过这一类问题。比如说危机初期的时候，很多国家迅速把利率降到了接近零或零的水平。中国也在调低基准利率，下调了两个百分点。但在考虑要不要再往下调的时候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如果利率太低了，除了过去说的流动性陷阱问题，还可能导致商业银行的贷款激励问题，如果存款利率是零或接近于零，商业银行就没有成本压力，贷不贷款没有财务压力。要让商业银行积极发放贷款，还得让商业银行负担一定的存款利息成本为好。否则，零利率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减弱。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利差问题。我们认为，2003年以来，中国多数商业银行处于“在线修复”期，修复不良资产率，并亟需补充资本。因此，有必要为商业银行维持一定的利差，从而使之加强自我修复能力，加快健壮起来。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环境、运营环境和法律环境还有较大差距，因此不能总与发达国家比利差，还要与新兴市场国家作比较，而新兴市场国家利差普遍都较大，多数比中国的利差大得多。总之，一种做法是中央银行不管利差，只出一个政策性基准利率，其他利率让市场自然形成；另一种做法是中央银行对利差要有适当的管理，从而调节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积极性，防止出现过多的顺周期情绪，同时也可以增强银行业自我修复的能力。在转轨改革和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的这种积极性和自我修复能力也许是中央银行需要予以考虑的。

　　此外，中央银行的激励向量还可能涉及到几个结构性问题，对此我们还不是很有把握，但是凭直觉中央银行也可以再做一些工作。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问题。在亚洲，间接融资比例普遍过高，在此情况下，如果央行的利率不是一个单一的政策利率，而是一组利率，那么这组利率就有可能鼓励直接融资。比如对大企业发行公司债或企业债，利率是自由的，没有下限，但对银行贷款利率则设有下限，这样就会使大企业更多地选择发行债券融资，而银行则会更多关注中小企业。二是央行如何创造更好的风险管理条件？新兴市场通常金融市场不健全、工具不足、环境不稳定，对此，中央银行如果设置一些激励政策，就可能有利于市场发展出更多的风险管理工具，包括保险的工具。三是中国还面临着金融业对大中小企业、对城乡的服务差别问题。目前对金融支持偏向大企业、偏向城市，而中小企业、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的批评较多。当然，这也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共性问题。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由于各国就业方面都存在问题，所以现在全球都比较关心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对于这些问题，中央银行的政策体系是否应适当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来予以解决？这是我们应当考虑和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