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数名富豪拒绝出席巴比慈善晚宴是好事

　　法律缺位成公民行善瓶颈

　　□ 本报记者 郑 洋

　　9月29日，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财富榜上紧随其后的“股神”巴菲特，将于北京举办一场慈善晚宴。两位符号式的传奇人物已向50—60位中国富豪发出共进晚宴的邀请，并多次表示晚宴不会“劝捐”，但据不完全统计，依然有约半数的受邀富豪已明确表示拒绝参加此次晚宴。

　　那么，为何有多位富豪态度摇摆不定或明确表示拒绝列席慈善晚会呢？究竟是中国富豪缺乏慈善心还是不能认同慈善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业内专家看法不一。

　　行善权利缺乏法律认可

　　致“观望慈善”情绪浓重

　　谈及中国富豪拒赴巴比慈善晚宴，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表示，目前中国总体上讲缺乏对慈善捐赠的善待，当我们每一次看到某个捐助行为的时候，总是会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钱”或者“他捐钱的目的是什么”？

　　有分析人士称，“望宴兴叹”却不愿现身的的富豪中不乏不希望其身份被曝光者。不过，问题的症结并仅不在此，目前我国的《慈善法》尚未出台，1985年出台的《继承法》又由于立法年代较早，并没有对遗产捐赠的事项作出规定。慈善立法体系不完善，导致目前尚无法从制度层面建立鼓励公民行善的社会导向，也未能对公民行善的权利不能提供有效保障。立法缺位才是慈善晚宴少人问津的实质原因。

　　该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根据相关调查，近 10年来，中国人均捐赠仅为 1.7元，慈善氛围不浓厚，为富不捐的情况客观存在。但是慈善公信不足的问题值得思考。法律对社会的推动作用除体现在对义务、责任的刚性规定，还体现在对社会行为的引导及对公众的教育作用上。如果相关法律法规能明确的界定慈善，并为行慈善者提供精神上的鼓励甚至物质上的补偿，不仅可以让个体的慈善行为“名正言顺”，更能以慈善机制引导公众的慈善热情。

　　多位富豪拒赴鸿门宴是好消息

　　体现独立慈善观

　　而对于约有半数的受邀富豪拒绝参加巴比慈善晚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中心主任汪大海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汪大海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指出，首先，受邀富豪们态度各异增加了此次慈善晚会的神秘性。其次，中国企业家行事方式更为低调，不同于巴比晚宴背后的慈善资本主义。不参加晚宴不等同于不做慈善，企业家有权选择其慈善的表达方式，公众要抱着善意的方式去理解。

　　再次，中国企业家已经体现了其独立的慈善观，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称，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也是当今中国重要的慈善方式。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则公开表示，财产一点不留给孩子和全留给孩子都是不负责任的，并认为不考虑自己的人，不要相信他会考虑社会，“无私就是最大的私”。汪大海认为，马云慈善观点体现了中国人的慈善管是基于血缘、亲情、地域的，要求本土民众超越这些界限是不可行的。

　　专家倡导增加法律执行力

　　保障慈善组织“去行政化”

　　而公众的慈善热情终归需要一个平台或渠道传达给需要帮助的人，　但捐赠人直接向受助人发放钱物，存在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理想的捐赠模式应该是——慈善机构统一收取捐助资金，集中管理，科学调度。但目前我国较大的慈善组织都是官办的，甚至是和民政部门是合二为一的。民政部门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直接导致了慈善捐赠透明度不够，慈善公信尚待培育。

　　近年来诸如壹基金等蓬勃发展的民间慈善基金、慈善组织蓬勃发展，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慈善者对公办慈善组织心存疑虑。但此前，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公开对媒体表示，壹基金正因身份的危机面临着中断的可能。所谓身份危机，正是被业界诟病已久的“双重管理”制度———要成立民间慈善组织,不仅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还需要一个主管单位。

　　对此，汪大海在日前举办的“慈善中国”的沙龙活动中表示，必须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法制体系，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源头上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减少政府干预过多导致的慈善捐赠扭曲行为，让慈善组织实现去行政化的独立自主发展。

　　针对我国慈善立法的发展方向，汪大海表示，目前我国的慈善立法并非一片空白，例如公益性捐赠可减免纳税早已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遭遇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不愿减免的困窘。因而梳理现有慈善法律体系、增加法律的执行力意义重大。而《慈善法》作为慈善事业的根本大法，并不应该草率出台，稍有瑕疵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