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洋标准评判中国慈善

　　最近网上疯传着两则关于中西方慈善的内容：一个是名为《中国部分富豪怕被“劝捐” 拒赴盖茨慈善晚宴》的视频，一个是题为《世界捐赠指数国家排名：中国排名倒数第7位》的文章。

　　仔细一看，两者有一个共同点：用西方的标杆丈量中国的国情。

　　这个“中国排名倒数第7位”的所谓“捐赠指数国家排名”，最初是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于今年9月8日报道的，而其提供者是总部设在英国的慈善援助基金。在这个名为“世界捐助指数”(World Giving Index)的榜单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列第一，加拿大和爱尔兰并列第三，瑞士和美国并列第五，中国大陆排名倒数第7——第147位。而它的原始来源方式是：慈善援助基金会委托盖洛普调查机构对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9.5万人进行了调查，询问这些人是否曾向慈善机构捐款，或者自愿帮助过陌生人。

　　什么叫慈善？慈善在这里只被定义为两个方面：一是向慈善机构捐款，二是自愿帮助陌生人。换句话说，如果捐款而“不向慈善机构”，如果帮助而“不相互陌生”，那就一切行善全都归结为“零”！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恰恰是“慈善机构”发展得少的国家，中国人的慈善往往见于日常言行，即便捐钱，也不是把钱直接交给慈善机构，而是交给单位；中国恰恰又是农村人口占主体的社会，他们的慈善更多地实践在“熟人社会”里，这是农业社会固有的特征；中国恰恰还是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的国度，我们往往以团队、组织、单位的“版本”行善，较少以个人的“版本”行善……

　　由此可见，西方“排行榜”按照其狭义标杆得出“中国人不慈善”的结论，显然有失公允，甚至动机可疑。

　　中西方企业应该怎么比慈善？笔者认为，不能静态比，而要动态比；不能孤立比，而要联系比。

　　第一，原罪比。西方诸如英国、美国的公司，起步阶段都曾掠夺过中国等第三世界，这时候，他们不仅少善，反而多罪。今天，如果有他们的后人率先偿还这笔“原罪”，尽管值得肯定，但也不应该成为在我们面前炫耀的资本。

　　第二，阶段比。应按成长阶段进行“一一对应”式的比较。从产生真正意义的公司(有限责任，产权自由转让，独立法人)来看，英国诞生公司的历史有三四百年，美国诞生公司的历史有两百多年，中国产生真正意义的公司的时间非常晚：如果从新中国算起，国有企业存在了60年，创办真正意义公司的时间大概也就是最近30年。中国企业在最近30年里，在公益慈善的天地里，总体上不仅远远优于西方企业的“学步期”，而且在向当前的世界水平看齐。

　　第三，程度比。美国人的捐款数占美国人总财富的比例，如果与中国人的捐款数占中国人总财富的比例相当，那么，二者在慈善排行榜上的位置其实是一致的。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捐款不比美国企业家差，眼下某些媒体借着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的“裸捐”，强行给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渲染”上了“怕捐”的“底色”，这恐怕是没有道理的：若论“裸捐”，中国大陆的牛根生是“全球捐股第一人”，比美国巴菲特与比尔·盖茨“裸”得都要早。尽管绝对值不在一个量级上，但他们“裸捐”的相对意义具有同等价值。据老牛基金会网站显示，牛根生“裸捐”出的股份市值目前大约为45亿港元，在牛根生有生之年，小部分红利用于维持家庭生活；天年之后，家人只领取少量生活费。另外，在中国，以企业或企业家名义设立的基金会已有很多，如李宁公司的李宁基金会，远洋地产旗下的“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等。

　　第四，同位比。真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比慈善的话，与其拿比尔·盖茨来比，不如用“微软中国”与中国的其他先锋企业来比，用所有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来比，看看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捐款数”、“纳税数”与“取得的财富总数”之间的比值——这几乎不用怎么算，大家就会知道：中国企业家，无愧！

　　2008年的时候，全球最大的通讯社之一路透社曾援引著名投资银行的调查指出，中国排名前50位的慈善人士绝大部分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在过去的三年中，其捐赠额已经增长了8倍(2007年，这50位企业家的慈善捐赠总额已达109亿美元)，这样的一种增长速度，绝对可以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相媲美。照此速度计算，当中国企业“200岁”的时候，不光是慈善程度，就连慈善捐款的绝对值，都有可能远远超过今天——甚至那时——的美国与英国！(蔡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