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17项最重负担:一份环评报告要花12万元(3)

　　中小企业有哪些负担

　　在采访中,不少中小企业普遍反映非税方面的负担太重。江苏省一家从事医疗器械业务的公司老总告诉记者:“中介服务费、各种评比、报刊征订、行政许可费、强制性的中介服务费等各种各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这个是最高的,也是对中小企业造成负担最重的。”

　　在采访中,很多学者也对企业负担过重问题颇为担忧。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恢光平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认为,一些中介服务组织、协会或者学会,按道理并不是政府机构,但是在我国现有行政体制下,这些单位都有政府背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那些中小企业不参加肯定不行。“中小企业是弱势群体,有各种各样的制约关系在里面。”

　　相比中小企业,国有大企业就好很多。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中小企业跟国有大企业之间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行政级别或其在各级人大、政协的工作背景。

　　由此,中小企业成为减少各种“三乱”行为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治乱减负工作的关键所在。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必须藏富于民,国家有了一定经济实力,才能稳定、富强,基于此,必须大力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必须为中小企业减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希燕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那么,中小企业负担到底有多少呢？

　　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在两年前参与了一项由相关部门召集的企业非税负担情况的抽样调查。调查的对象是针对268家不同所有制结构(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少数集体企业)的企业,所调查企业的员工数大多在2000人以下,企业的资产规模大多在4000万元以上的中小企业。

　　该学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此次调查从“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培训、乱排比、企业遭遇强拉赞助、企业遭遇政府项目拖欠款、垄断行业乱收费、强迫订购书刊、强迫指定服务以及参展、参评”等项目对268家企业进行问卷后,将各种不合理负担按指数高低进行排序,指数越高,则此类负担越重。调查显示,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强迫订购书刊”、“各种摊派”、“强拉赞助”(见图表)。

　　此外,该调查还对企业负担产生的来源进行了问卷调查,有16个部门在被调查之列。综合估计来看,对企业造成负担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环保部门、行业协会、质监部门。

　　《企业负担监督条例》草案已成形

　　为了解决企业不合理负担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曾多次下发文件,国家基本上每2—3年就组织开展一次专项性工作,期间采取了上收审批权、公布取消收费目录、组织监督检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等一系列措施,但是企业减负工作仍然未能走出“治理—膨胀—再治理—再膨胀”的周期率。

　　“必须要有一种法律制度进行约束,不能说企业面临困难了就给减,情况一转好,就给增加,这是很糟糕的。”恢光平提议。

　　在恢光平看来,企业不合理负担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是治乱减负工作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希望通过这次治理,最好是能建立一种规则,到底什么该收,什么不该收,收多少,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企业规模,定一个规矩出来,大家都按规矩来。”

　　其实,为加大源头治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加快制定企业负担监督条例始终是国务院减负办的一项重要工作。

　　立法工作起步于1998年,随着治理工作逐步深入,实践经验更加丰富,经过多次征求地方和有关部门的意见,《企业负担监督条例》(草案)几经修改也更加完善。2006年11月,国务院减负办正式启动了立法课题研究工作。当时邀请了国务院法制办、纠风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部分省市的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以求积极推进企业治乱减负法制建设进程。

　　2007年12月17日-18日,国务院减负办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减负办主任会议,对《企业负担监督条例》(草案)进行了研讨。之后就有《企业负担监督条例》将于年底出台的消息传出。

　　然而,两年多时间过去了,《企业负担监督条例》依然没有出台的动向。

　　据记者了解,一些省份比如湖北和江西等省,早在2005年就出台了《湖北省企业负担监督条例》、《江西省企业负担监督管理条例》。

　　有知情人士表示,《企业负担监督条例》是一部“禁止违法增加企业负担,规范政府行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行政法规,它从监督管理、权利救济、法律责任等方面对企业负担监督中的共性问题和工作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规范。

　　“希望尽快修改完善条例草案,争取尽早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上述知情人士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