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移民门槛的全球性大调价

　　10月13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投资移民门槛从650万港元上调到1000万港元,并将房地产从投资移民计划的投资资产类别中剔除,自14日起生效。

　　值得关注的是,在调高投资移民门槛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并不孤独。

　　澳大利亚在今年4月19日大幅度修改商业移民(即投资移民)规则,取消了163B类商业移民,并大幅度提高其他类别商业移民的资金下限,家庭净资产要求从25万澳元上升至50万,升幅高达100%,经营性商业移民的投资股份占有率下限,由年营业额40万澳元、股本比例10%,大幅上升至49%。

　　新加坡也在不久前修改投资移民法则,其中A方案原先要求投资至少100万新加坡元于自主经营的实体企业,改为250万新加坡元;B方案原先要求投资至少150万新加坡元于指定基金,改为250万新加坡元;而C方案,即投资基金和房地产组合方案则干脆被取消,也就是说和香港一样,新加坡也不再鼓励投资移民购买当地房地产。

　　另一个投资移民大国加拿大则做得更绝:今年6月26日,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宣布,暂停受理新增投资移民申请,静待10月新法启动,根据新法,联邦投资移民需要拥有160万加元资产,并在加拿大投资至少80万加元,这一规定比原先80万加元资产、投资至少40万加元的标尺,翻了整整一倍。

　　加拿大除了联邦,许多省份也有自主投资移民计划,联邦关门导致大量投资移民拥向这些省份,10月11日,接纳省提名投资移民最多的魁北克省宣布,自15日起暂停接受新案,并考虑将现有的40万加元投资下限提高到80万加元,和联邦投资移民标准持平。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中国人大规模的投资移民热,对各国抬高投资移民门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近年来热衷投资移民的人数的确较多,构成也较复杂,有现任、前任官员及其家属(其中自然也包括“贪官”),有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家、富豪和明星们,也有很多是普通人。他们选择投资移民的动机五花八门:避祸、担心资产安全、选择福利社会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甚至仅仅为儿女求学和前途考量。

　　上述提高投资移民门槛的国家中,有一些是传统的移民大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技术移民、探亲移民、留学移民比例都不小,投资移民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虽也有专才计划等以引进稀缺人才为标准的移民项目,但每年接纳人数有限,投资移民反倒是移民的主体。

　　这些国家提高投资移民门槛的初衷其实是大不相同的。澳大利亚主要是担心移民太多冲击本国社会,加拿大则声称移民申请太多,积压拖沓严重,而新加坡和香港则是担心投资移民冲击本国本地区地产、金融业的稳定。因此具体实施细节大相径庭,加拿大是对投资和技术移民收紧政策,而对留学移民放松,澳大利亚则是全面收紧,香港、新加坡则暂时未触及人数不多的专才引进计划,但有一条是相同的:大幅度涨价。

　　之所以如此,和原先门槛已经“拦不住人”有关:随着中国内地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原本高高在上的投资移民门槛,如今变得只要卖掉自家房子就可达到,这自然让投资移民数量激增。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国内贫富差距的增大,和一些社会问题的发酵,不论是既得利益者还是“既失利益者”,都渴望寻求一个更安全的氛围和更可靠的保证,花一笔能负担得起的代价,把自己和家人“变成外国人”,自然也变得格外有吸引力。如今投资移民甚至已经发展到新阶段——在加拿大,著名过气香港红星赵雅芝为某投资移民公司所代言的电视广告刚刚过档,这家移民公司所力推的主营业务,就是吸引大陆赴加拿大的投资移民“再投资移民”香港,从而变相获得双重国籍,这样以后就可以持免签证的回乡证回内地自由定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