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来,在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的努力下,滇西北的金丝猴和原始森林从刀斧下解救出来,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河建坝须经科学论证,首钢迁出北京……
但如今,环保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民间环保组织依然面临生存的压力。
梁从诫曾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没料到前来听讲的只有5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他对听课的人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在接受杨澜专访时,梁从诫曾坦陈,“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为大自然请命
大学毕业后,梁从诫一直从事历史教学研究等工作,1989年出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1994年3月,梁从诫深感中国环保问题之严重,遂告别历史学研究,与几位同道朋友注册成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书院。该民间保护组织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又称“自然之友”。
这一中国最早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当时只有四个人:梁从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力雄,自由作家、探险家;梁晓燕,时任东方杂志编辑。
对此,学界泰斗季羡林曾做过如下评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1993年,一位朋友劝我去参加一个组织,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士正在筹办一个专门保护环境的组织。那是我第一次得知梁先生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环保组织这个新名词。”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在追思梁从诫的一文中说,“记不得当时因有什么急事误了去参加那次著名的筹备会议,不然我一定是‘自然之友’最早的骨干之一。”
对这件事,廖晓义至今仍觉得不安。不过,这些年,她和地球村的同仁们一直把“自然之友”视为“老大哥”,把梁先生一直看作是敬爱的前辈。“我们一同发起2000年地球日中国行动,一同参与圆明园地膜事件等环评风暴,一同启动26℃空调节能行动、无车日等联合行动……”廖晓义说。
据梁从诫的朋友回忆,当时,中国的环境问题还远未如现在这般得到重视。但当时梁从诫等人已经感觉到,如果我们十几亿同胞都以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目标,据运筹专家计算,需要的资源将是现在的60倍!自然将无法承受!
许多人只知道“自然之友”做了许许多多令人敬佩的事。但很少有人知道“自然之友”多年来面临的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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