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鼓励家庭出国投资”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思索应让老百姓的钱有投资的地方

　　逐年加深的国际化形势，将变幻莫测的国际金融形势与每一个普通投资者紧紧相连。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让当惯了旁观者的中国投资者也终于感受到了切肤之寒。

　　金融危机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哪些启示？中国金融业面临着哪些机遇与困难？11月4日举行的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各路专家学者对中国金融业发展及未来国际金融走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金融危机正在带来

　　崭新世界格局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了金融业许多新的启示，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平静，甚至有专家预测，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仍有可能到来。不过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更多的专家将金融危机视为启迪和机遇。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在认识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在分析现在和下一步世界金融体系监管的问题上，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发展当中的经验和做法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次金融危机对世界市场产生的巨大冲击，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过去世界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风险和缺乏监管所造成的负面效果。现在世界上正在做一件事，就是改革监管体系。世界上不再像危机之前，那么多人跑到中国来说“去监管化”，现在是要恢复监管体系，而且是恢复到比1999年前实施的法案更严格的监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世界金融市场的风险可能会比过去小一点。假定我们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改革我们的金融体系、进一步加大金融市场世界化的程度，包括人民币走出去，包括我们的居民储蓄存款投资渠道多元化。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美国金融危机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只有把教训搞清楚了，制定措施才有效。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我从2008年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就说监管是一个原因，但监管绝对不是根本的原因。我老是讽刺，如果日本、德国、中国政府监管不力，会造成百年一遇的大危机吗？肯定不会！

　　有人说全球经济失衡是危机的原因，我说全球经济失衡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要进一步发问的是为什么会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我认为失衡是现象，失衡是以往相关国家政策的结果。根本原因是美国2001年以来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刺激房地产、刺激信用，最后造成泡沫破灭。主观上是想利用全球化的趋势从本国经济增长利益出发。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其他劳动力和便宜资源的国家以出口为主导，在享受全球化受益的过程中，因为追求受益，而忽视了自身结构的调整，客观上不自觉地助推了美国错误政策的长期执行。

　　美国政策长期推行有深刻的基础，即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这场危机和世界历史上很多危机都一样，本质上是货币现象。因此总结这场危机的教训，如果仅仅抓住监管，远远不能避免世界上不再发生类似的危机。

　　李稻葵(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这场金融危机很可能三百年后，我们回顾今天历史的时候，后人会突然发现，金融危机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上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东欧体制垮台对世界格局带来的影响，这场金融危机带来了崭新的世界格局。

　　从现在开始我们会逐步感觉到新格局的演变以及带来的冲击力。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变化呢？世界经济的版图如何变化呢？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国际事务话语权会逐步上升。很多在世界上颇有影响力的发达经济体在很多方面，在经济增长率、国际制度的国际治理、国际体制改革方面的影响力，包括国际货币的影响力会逐步下降。这恐怕是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新格局。

　　宽松货币在

　　发达经济体中“打滑”

　　11月3日，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了市场对于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带来危机的忧虑。回顾国内金融市场，是否存在超发货币引发通胀的质疑，也正成为投资市场的焦点。

　　夏斌：目前面对危机的第二次探底的风险，美联储执行了所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说就是滥发货币，又是发6000亿美金，很多人在担心怎么办。面对美联储滥发货币的状况，全国过度的流动性，流向了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他们的当务之急不是降低本国银行的杠杆率问题，而是要想尽办法挡住跨境资本的热钱流入，采取了各种政策，这是这些国家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问题，根本不是降低资本充分率。

　　我从眼前的例子说明，对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新兴国家，我们对于宏观审慎管理应该考虑什么？这么一说，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宏观审慎政策管理的重点，在完全资本开放的情况下，用巴塞尔协议的政策工具，是解决不了一些小国在全球流动性发展时遇到的本国经济稳定问题。因此可以说，当今宏观审慎管理在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作为我们这样的新兴国家，首先要向全球指出的是必须关注全球的宏观审慎管理然后才是个别的宏观审慎管理。现在的风险不是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而是全球性的系统风险。

　　李稻葵：今天很多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制定者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样的措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这么一个政策一点都不奇怪，这么一个政策完全符合政策制定者本国的经济利益。这场金融危机就是爆发于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对他们而言短期内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资产价格进一步恢复，短期内就是让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恢复。

　　在这个大背景下增加货币发行，用来购买金融资产，用这种方式间接帮助他们的金融机构，帮助他们的企业是再合理不过的。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这些国家没有采取他们经常跟我们所讲的合理的经济政策，即在本国的金融机构中，他们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所以今天这些定量宽松的货币，在这些发达经济体中打滑，使不上劲。因为这些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背上了沉重的资产负担，这么沉重的财务负担之下，金融机构获得非常充分的现金也不会直接把资金投资于中小企业，给当地老百姓买房子。

　　债台高筑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是短期内提高资产质量，提高资产质量最好的办法就是买成熟的资本市场发行的产品。这件事在日本已反复被证实了，过去日本20年的历史就是一句话，僵尸银行有了现金不会直接投资，导致今天量化宽松不会对美国经济本身带来短期、直接、根本性的影响。相反，这部分资金会很快流向其他的金融市场，导致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反过来间接地对这些国家货币的出口商，通过货币的贬值带来一点帮助。

　　鼓励家庭出国投资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金融行业的，还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金融危机过后，央企、金融机构及投资机构纷纷出外“抄底”，试图在一地鸡毛中寻找黄金。然而在“抄底”的过程中，国内资本力量再次发现了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无知。在未来的金融市场风云变幻之中，中国金融业应该如何走出去？

　　樊纲：我们现在仔细研究国际市场的改革，包括G20高峰会进一步可能要讨论的改革，我们看到一个现实情况，风险可能减小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反倒可以更多的思考，加大改革力度，加快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

　　从一个角度讲，这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需要金融体系更有效率，我们需要金融包括银行、证券、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各种金融投资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使我们的资金配置效率更加提高，使我们的金融机构更有效率。在世界的竞争当中，在和那些市场老手们更多的竞争中提升我们自己，提升我们在全世界配置资源的能力，把我们的银行、我们的金融机构也提升到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水平。

　　这也是缓解我们资产泡沫压力包括通货膨胀压力的需要。需要有更多的机会提供给我们的投资者、我们的老百姓。不仅国内的投资要开放，对外的投资也需要逐步开放。当然开放是有规则的，一般的市民和消费者很难了解金融机构的发展，像QDII这样有更多的投资机构，专家们做更多的分析，但无论如何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是前提。好处是每年好几万亿的储蓄可以投资到更多的领域，就不会再集中到少数几个领域中兴风作浪，导致资产泡沫。前些日子很多人说我不投房地产投什么？这么多钱总得有投资的去处吧？如果我们的投资渠道更开放，资本账户更加开放，面对个别领域的资产泡沫会更小一点。

　　我们需要更成熟的、有世界竞争力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也必须走出去，在更严酷的竞争环境中才能磨炼出国际竞争力。现在我们自己需要开放，情况已经改变了，不是世界上有人在压我们，这时候我们要考虑自己是否需要开放。当金融危机来了之后，我们发现很多东西我们不会玩，尽管因为没开放，风险很小。但很多东西我们不会做。衍生工具是有很大风险，但衍生工具毕竟是创新，加强监管是一个问题，但如果连做都不会做，是不成熟的表现。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

　　李稻葵：这场金融危机逼迫着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大国经济的角色，是逼出来的大国崛起。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形势不等人。如果不出意外，中国未来十几、二十年间也许经济总量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这就带来问题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好，但外界让我们承担很多很多的国际责任，所以我想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做好自己的功课。

　　金融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扮演一个守住底线的功能。中国经济不仅总体规模是世界第二，我们的广义货币存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广义货币存量和GDP的比重已经超过百分之二百，创了世界纪录。这么多的货币沉淀于银行体系，势必会带来长期、潜在的风险，这么大的风险该如何化解？

　　未来一段时间，有三件事恐怕是政策决策者必须考虑的。第一是货币政策，当GDP整体增长速度稳定在9%-10%的前提下，可能需要转型。第二就是搞金融创新，大方向非常清晰，就是要逐步引导进入银行体系的资金转向资本市场。第三在讨论允许的情况下，逐步试点引导企业及百姓可控、有序、渐进到国外投资，国家25000亿外汇储备，可以买六分之一美国的股市，把英国的股市都买下来。

　　鼓励家庭把人民币资产兑换成外币出国投资，但这个过程得是有序的，一旦无序，可能一夜之间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有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在金融这个问题上，在未来的五年、十年应该有巨大的发展。

　　本报记者 吴楠J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