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洪溥：国内通货膨胀不宜归罪美国量化宽松

　　尽管尚有部分牙尖嘴利的专家抵死不承认我国确实正在发生通货膨胀,而是坚称现在的情势在书本上叫作“物价上涨”,搞得一众升斗小民囊中羞涩、张口结舌之余,还要自责理论修为不高。与有关“正名”的争论同步,论及“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的原因却又呈众说纷纭之势,这果然印证了“一百个专家有一百零一种解释”的说法。尽管现代货币学派早就指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却因只是一家之言而未被充分采信。由于少有人指出货币超发在推动资产泡沫、物价上涨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于是,充任国际问题专家谈谈国际因素,就成为比较安全且颇为时髦的可选项。不少人相信,美国启动的量化宽松政策该为中国的通货膨胀负责。

　　笔者却认为,如今,对我们已经通胀了有些日子这个命题,无须进一步争论。这当是确切无疑的通货膨胀。同时,我国今天的通胀现象应更多是由内部成本因素引发,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并不具有足够强的关联性。

　　第一,美国推动扩张其资产负债表的举措是在2008年9月,也就是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点。当时的情况是,除了美联储已经无人愿意买进市场上的证券,非如此不能“重启”美国金融体系,联储因此承担了私人部门所不愿承担的一部分金融中介职能。而我国的最近一轮物价指数触底起点是在2009年9月左右,两者之间缺乏直接的对应关系。

　　第二,在美国政府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前,美国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对GDP的比率仅为6%左右,实施三个月后,也不过占比上升至8%。而由于美国金融机构承担资本中介功能的能力和意愿都大为萎缩,同期美国的货币乘数反而下降22%。以至于直到今年9月末,美国核心CPI年率还创下了40年最低水平。换言之,美国的货币投放其实没能衍生出足够强力的流动性扩张作用。

　　第三,我国的通胀迹象并非到今天才有所显现,事实上,贯穿2006年中期至2008年初,超过两年都呈现物价指数的上涨趋势。从食品类价格指数同比变动情况看,最近一年的食品价格变动比例还不足当时高点的一半,也就是说,今天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果在上一次暴涨时就已经注定。

　　必须指出,尽管我国的通胀走势和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缺乏直接相关性,但却与国内的房价走势基本一致。如果以北京住宅价格为参考系,两轮冲高恰恰分别发生在2006年中期至2008年初,以及2009年初至今。这或许表明,地价和房价的上涨应为国内通胀形势承担主要责任。

　　原因并不复杂,国内货币超发推动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地价和房价上涨导致土地要素价格提升,推动居住、人工成本快速上升;成本上升又导致产品价格上一台阶……加之季节、疫病等因素刺激,导致食品、生活必需品价格出现了全面、快速地上涨。有关商品特有的刚性特质产生了易涨难跌、大涨小跌的结果,致使物价总体水平越来越高,这大致是一个简要的成本推动型的解释框架。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一般经济成本之外,交易成本攀升影响也不容低估。最为明显的交易成本来自税收,仅以近来广受关注的IPAD征税风波来看,一台在国外市值3000-4000元人民币的易携电脑,经过海关即被认定为5000元以上物品,需要征收20%关税。倘按照如此成本追加幅度来看,物价上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释。另一类交易成本则来自腐败,即寻租和贿赂同样也会导致社会经济的成本提升,恶化供给环境,当然,这一命题见仁见智,不需赘述。

　　一言以蔽之,分析国内通货膨胀问题或可研究需求,或可研究供给,最不应该的是推卸责任。

　　沈洪溥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