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郊狩猎场沉寂十年欲重开 封地6000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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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北京沟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招商会上，密云县宣布将在深山建华北最大的狩猎场。该项目包括6000余亩封闭式狩猎场、100平方公里开放式狩猎区。

　　实际上，这个狩猎场1994年已经建成，是北京市仅有的两家获批的狩猎场之一。此后，狩猎场由盛而衰，2000年开始处于半开放状态，至今“沉睡”十年。

　　而近期，借助北京市力推“沟域经济”，沉寂多年的狩猎场浮出水面，以期探索出新的山区经济发展模式。狩猎场重张一方面要面对日趋激烈的保护动物意识争论，另一方面却要亟待提高经营模式和水平。

　　12月4日，距城区160多公里，密云县新城子镇云岫谷游猎风景区，十多年前建成的门厅已破旧不堪。

　　打猎子弹10元一发

　　狩猎场行人稀少，工作人员是附近的村民。狩猎者都要进行实名登记，登记本上，几个月下来只有薄薄一本。

　　狩猎区不需门票，枪支使用费是每天150元，子弹10元一发，导猎费150元。登记完毕，工作人员带着猎手领枪。枪的位置非常隐秘，打开两层防盗门进入一个房间，再从保险箱取枪，

　　猎手们每人领了50发子弹，前往狩猎区。

　　一个小时空手而归

　　狩猎区在几公里外，是猎场租的几千亩林场。

　　在导猎员带领下，几名“猎手”来到一座矮山下。导猎员先建议这些新手“先放两枪感受一下”。同时，他简单教授换子弹和射击的程序和要领。猎手们所用的子弹为散弹，射程在80米左右。

　　“砰砰”几声枪响，声音在山谷里回响。

　　山坡上，半人高的干草和荆棘等植被让猎手“无路可寻”，导猎员一边爬山，一边指导猎手。“慢慢趟路，不要着急。”另外要细心观察遗留在山上的动物粪便，寻找动物踪迹。

　　一小时间，猎手们在挂扯衣服的荆棘和削尖的荆条茬间穿行，除几枚褪色的蛋壳外，一无所获。偶尔有一只山鸡从身边猛然蹿起，但没等猎手反应，山鸡已快速飞出，然后落在跟它相同颜色的杂草丛中。

　　偶尔远远听到山鸡鸣叫，但始终不见踪迹。几名猎手寻觅1个多小时，最后只能悻悻而归。

　　狩猎场10年经营惨淡

　　当日，该狩猎场接待了三批客人，据工作人员称，每周末基本只有这么多客人，而平时基本没人。

　　十年前，狩猎区还有大棚养殖，养着一些动物。不过，几年来，来这里狩猎的人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差，现在的养殖场空荡一片，旁边的大棚里的木亭子经风吹雨打，几近倒塌，大棚周边的渔网颜色已褪去，旁边撕开了一个大口。

　　该工作人员称，猎场营业初期的生意还算不错，最多时一天能有几十名客人。

　　另外一家位于房山区蒲洼乡的天龙狩猎场状况稍好，周末两天的客流平时在二三十人，周一至周五，每天大多是三五个人。该狩猎场位于度假村内，在这里，狩猎只是被定义为吸引客人前来度假的“亮点”。

　　打不到猎物失去兴趣

　　在云岫谷狩猎场导猎王亮(化名)的记忆中，1994年狩猎场建成后，生意红火，1998年生意最好做，一年纯收入有两三百万。“那时候干活都带劲”，王亮说，狩猎场有导猎员七八人，猎枪20多支，忙的时候一天要接待十几拨游客。

　　但大概在2000年后，因枪支老化、动物数量和种类减少，来狩猎的人一年比一年少。

　　一位熟悉狩猎行业的人士称，北京在地理环境开设狩猎场并无多大优势，季节干旱，生活环境单一，导致种群数量单一。冬天，狩猎区过于干燥，更要注意防火。夏天，树木茂密，视线范围小，容易造成误伤，禁止狩猎。

　　在云岫谷狩猎区，记者看到，连续几座山上光秃秃的，只有零散的几棵矮松树，山上的枯杂草被风刮弯了腰。因为天气干燥，导猎员不断提醒“猎手”不要吸烟。

　　王亮回忆，过去狩猎场养着鹿、狍子、狐狸等十余种野生动物，但是由于养殖费用过高，2000年封闭式狩猎园区关闭后，游客只能到山里打野兔、山鸡，“能打到的毕竟是少数。”很多人来了一次，就失去了兴趣，再也不来。

　　10多年未再批狩猎场

　　而政策苛刻也被认为是狩猎难以兴盛的原因，以狩猎场审批为例，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王民中称，北京市目前有两所获得批准的狩猎场，都是90年代批准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批过。”

　　狩猎场获批，需要获得野生动物保护站和公安部门两个部门的批准。要取得“野生动物饲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保护站会根据狩猎场饲养情况，核发狩猎证。另外，狩猎场还需获得公安部门的枪支弹药使用许可。

　　王民中称，狩猎场难批一方面因为政府越来越重视动物保护政策，另一方面是枪支弹药管理严格。

　　两三年未新批一条枪

　　以另一个获批的房山天龙狩猎场为例，该猎场使用的是十几年前林场移交的17条猎枪，猎场负责人任女士介绍，目前，至少有5条枪已经无法使用。按规定，猎枪报废后可更换新枪。但枪支数量会受到严格把控，该猎场拥有的猎枪总量决不会被允许超过17支。“报废17支换16支容易，换18支绝对不行”。

　　早在两三年前，该猎场就已提出申请，请求更换新枪。但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审批至今未拿到枪。

　　此间，猎场按照公安机关要求，投入八九万的费用更换监控设备。

　　两个月审批不到子弹

　　除此，子弹的购买和销售也要经多重审批。猎场首先向房山区公安局申请，再向北京市治安总队申请，申请完毕后，单位要派出有合格手续的押运员押运子弹，押运员必须要经过政审。“有时两个月也拿不到子弹”。

　　猎手登记、取枪弹等相关过程均在监控范围之内，警方也随时远程调取监控视频。枪库和子弹库的钥匙不能有一人保管，取枪弹时必须要两个人。

　　除此，每支枪配有一名免费导猎员，用以引导路线，指导用枪以及监督子弹等事宜。客人上山打猎时，子弹由导猎员保管，打出的子弹弹壳要由导猎员回收。打出的弹壳和剩余子弹也要核对无误，未用完的子弹重新上交，绝对不能带走。“不敢有半点闪失，出一点事猎场就要关门。”该负责人称。

　　“政府在鼓励杀野生动物”

　　狩猎场的动物福利一直都是公众关注的两个焦点。云岫谷狩猎场一名工作人员认为，生意惨淡与老百姓普遍加强的动物保护意识有很大关系，譬如夏天禁止狩猎，景区会开放枪击飞碟的项目，游客对这个项目的参与程度比狩猎要高，很多游客认为不能打野生动物，用枪打动物过于残忍。

　　“纯野生动物一只都不能打。”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王民中说，“北京的狩猎场只能猎杀人工饲养成功的，或被允许利用的野生动物后代。”

　　但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华宁称，野生动物就应在野外生存，通过建狩猎场这种圈养野生动物的形式只会破坏生物多样性。狩猎已不是人类获取食物的基本需求，如果通过去猎杀野生动物以此取食，或娱乐，那是不应该提倡的。

　　华宁认为，政府通过要建大型狩猎场的宣传，只会给老百姓更多的误导，间接鼓励老百姓去猎杀野生动物。

　　而从事国际狩猎代理的一家狩猎俱乐部总经理王巍认为，有计划地狩猎是一个非常生态的旅游活动，不需要播撒大量化肥和除草剂，动物在自然的环境中生长，其中老弱病残的动物被狩猎后，获得高昂的补偿可以再用于改善景区其他动物生存环境。

　　“卖子弹挣钱”模式单一

　　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任助理曾岩也认为，根据山地目前的经营状况，狩猎不是最坏的方式。如果能用合理的方式保证濒临灭绝动物不减少，并通过经营来转化为当地环境进行保护。通过这种猎养猎的方式，改善生态环境，那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

　　王巍认为，国内的狩猎行业发展粗放才是问题。国内很多猎场向外购进动物，实际上是向附近村民购买狍子，这种方式对种群的破坏性很大，体现猎场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职责担当不够。很多猎场“靠卖子弹挣钱”，模式过于单一。

　　政府需评估动物种群密度

　　狩猎的前提是保证种群稳定。这方面，他认为，政府的监管很重要。在国内，很多猎场获得行政许可后，政府就缺少应有的管理。在国外猎场每年都会进行检测种群数量，对种群密度进行评估，以此确定种群消长的情况，再确定下一年的可以狩猎的数量。通过狩猎的方式来获取利润，再去不断改善环境，让动物有更好的生存环境。

　　此次，密云计划将狩猎区改造成为以狩猎为特色的综合旅游度假区，王巍认为，很多地方以狩猎的口号开发房地产项目，在狩猎区引进别墅，“这种形式才会加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对此，该狩猎场的一名陈姓负责人表示，他们已经邀请专家进行论证，暂无详细规划。

　　本报记者 李超 孟祥超 实习生 邓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