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公职人员为何率先罢工？

　　这是一场从开头就注定失败的赌博。

　　12月6日，西班牙全国航线彻底恢复了往日的繁忙与有序。希望用无预警罢工挟持政府的西班牙航管员们，最终品尝了一下佛朗哥专政时代军管措施的滋味。

　　12月3日，为数2300人的西班牙航管员队伍毫无预警地绑架了整个西班牙航空业。他们利用西班牙5天长假、几十万游客出行的时机，以患病为由集体脱岗。逾2000班航机停飞、约60万乘客滞留，成为他们报复西班牙政府减薪政策的手段。

　　3日晚，西班牙政府宣布，军方已全面接管航空交通指挥工作，并警告航管员，继续罢工将面临失业或监禁。

　　航管员们人数很少，没有法不责众的先天优势，很适于政府强力部门介入控制；航管员们收入很高，减薪后的收入还相当于西班牙首相年薪的3倍，在国家深陷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很难得到公众同情，因此形不成广泛的社会联动效应。

　　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手法既拙劣又恶劣。今年2月份，这些航管人员就对政府削减其超时加班津贴不满(津贴是其工资的3倍)，但隐忍到全国放大假时才搞突然袭击，自以为得计，却没想到这是逼着全国民众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而且无预警泡病号的手法使罢工不再受西班牙法律保护。这样的对抗，除了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外，只能给西班牙政府一个表现危机处理能力的舞台。结果西班牙政府顺应民意给了航管人员重重一击，成为英雄。

　　4日下午，航管员们陆续返回工作岗位，西班牙空域全面恢复开放。

　　毫无疑问，西班牙政府现在已经控制了局势，他们自信地宣布，圣诞节不会再次上演罢工闹剧，同时要对部分航管人员提起刑诉。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位德国游客质疑：“靠拿枪监督才能干活的航管员们管理的航线，谁敢放心乘机呢？”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罢工传统浓厚的国度里，如果其他工种的人们合法罢工，西班牙又该如何处置？

　　在欧洲各国，如果事先提出罢工要求并报批，政府无特殊理由是不得阻止罢工行为的。就以航空业为例，今年2月德国汉莎航空机师大罢工导致800趟航班取消，损失达1亿欧元；3月英国航空业大罢工使英国35%的航机服务取消，7.5万乘客受影响。

　　经济衰退与欧盟各国普遍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已经使罢工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从政治上讲，罢工纾解了社会愤怒情绪，属于某个人群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之举。但是从经济账来看，危机时代的罢工几乎总是一场两败俱伤并波及社会利益的无胜游戏。

　　西班牙这次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航管员罢工，但却未必有力量压服下去此起彼伏的罢工风潮。可以说，航管员的疯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班牙社会的不安甚至不满情绪，已经从贫困阶层蔓延到高收入人群。

　　此次罢工的航管员们隶属于国营的西班牙航空管理局，他们虽不是公务员，却属于公职人员。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境时，拿纳税人钱、为纳税人服务的公职人员和公营单位却成为拒绝共赴时艰的排头兵。这样的情况实在讽刺。

　　回顾欧洲自经济危机以来各国社会的抗压反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些隶属政府的公营单位往往成为率先抛集体利益而去的人群。

　　法国几次大罢工都是政府拨款的公共单位牵头，阻断交通、警察罢工等一系列行为，在绑架公共利益方面丝毫不逊色于他们的“西班牙战友”。而西班牙航管员，上班时间少，加班津贴多，平均年薪近40万欧元却可以52岁退休。而法国公营部门人员同样享有提前退休和高工资等福利。平日养尊处优惯了，自然过不得苦日子。所谓共赴时艰也就成了笑谈。

　　危机当然不是一种社会常态，但危机又是每个社会都避免不了的。在一个大家都要受苦的特殊时期，社会格外需要一个群体站出来做榜样、缓解社会内部压力。平日的锦衣玉食，究竟是买到了个别人群的忠诚，还是把他们变成了一个碰不得、摸不得的特权群体，这才是西班牙航管员罢工留给我们的真正命题。(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