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国企红利之争：自我发展OR与民分红？ (2)

　　世界银行高级专家张春霖也认为，钱并非进了民众钱包才是“惠及百姓”。从国企分红而获得的财政收入，即使用于“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发展要求以及国家战略、安全等需要”安排的资本性支出，或者是“用于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等方面”的费用性支出，也不能说就没有“惠及百姓”，没有把利润“还给人民”。

　　“中国石油2008年度净利润1144.31亿元，中国移动2008年赢利1127.93亿元，为什么他们只缴10%。”正是按照行业的一刀切，才使得质疑一浪高过一浪。

　　诚然，“一刀切”式的利润征缴的做法，虽然有利于提高征收工作的效率，但弹性不足，未细化考虑行业所处阶段、产业政策、企业盈亏程度、各个企业的资金运用效率等个性化问题。

　　一些专家指出，用行政的手段提高国企的分红比例不太科学，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竞争，利润也需要尽可能地通过市场手段来分配。事实上，也只有从不同国企的长期发展和投资需求的角度分析，分门别类，调整才能卓有成效。国企的经营水平、盈利能力在不断变化，理论上，红利上缴比例每年都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调整国有资本收益分红比例，使其更适合环境变化、社会发展、企业发展的需要和平衡，是发展规律的需要。

　　从公司金融的角度看，分红是整个企业财务政策的组成部分，它和其他财务政策一样，都应该服务于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个最终目标。企业分红多少的根本依据是资金的使用效率，当资金在企业的使用效率很高时，少分红能促进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当资金在企业中已没有更高效率的使用途径时，剩余资金将分配给股东，因为此时资金在股东手中更有效率。

　　学者认为，央企上缴红利的根本目的是让全体国民得到实惠，真正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所以，上缴比例须在国企投资和公众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合理平衡。

　　发展的结果应是与民分红

　　关于上缴红利，部分专家学者与国资委负责人的立场显然是对立的。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全国国有资产规模超过40万亿元，却不缴或很少向国家缴纳利润。据他介绍，国有企业从1997年到2007年没有上缴利润，后来即使上缴比例也很低。“40多万亿国有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这是不合适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资本与民营资本、外国资本一样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投入资本，运营资本，获取资本收益，实现资本的保值与增值，是资本运营的基本要求。国有企业由国家投资，政府理应收缴国企的税后利润，全民理应享受红利。

　　以2002年为例，15.9万家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为5589亿元，而同期小学和初中的学杂费收入为270亿元。也就是说，如果2002年政府能从国有企业那里获得4.8%的分红，就可以免除当年所有对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收费。

　　《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曾发表张贵峰的文章——《全球最赚钱的中国企业为谁赚钱》，指出工商银行、中石油、中移动等的经营、赢利是垄断格局下的政策性、制度性力量，仍是其“日进斗金”、享受饕餮般的利润盛宴的基本途径和方式。目前国企微薄的分红现状使得国企很难为全民赚钱，他们赚得越多，广大公众既直接遭受垄断盘剥，垄断势力作大后也妨碍市场竞争秩序形成。

　　部分国有企业占用国家垄断资源，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大部分超额利润并没有纳入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是留在企业部门内部用于经营发展，从而导致收入分配的“天平”更加向企业倾斜。过多的垄断也阻碍了其他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就业，侵蚀了劳动者的购买力，从而实质挤占了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由于只向国家上缴少量的利润，还不用上缴红利，90%以上的税后利润全部由企业自己支配。这就导致了很多不公平。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方面，造成了国企与非国企之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周天勇认为，20世纪90年代，国有工商企业由于负债率较高，效率低于银行贷款利率，发生大面积亏损，国家通过银行呆坏账冲销国有企业欠款，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国有企业给国有银行形成的不良资产，还运用了划拨土地进账的办法充实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运用国家的铸币收益来补充银行的资本金。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至少动用了10万亿以上的全民资源挽救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减人增效，更少的留用人享受改革成果，更多的减出人承担改革成本，这部分成本大约也在10万亿左右。国有工商和金融经济就业人员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最多时的8500万人左右，减少到目前的2500万人左右，除了上述国家和社会的输血外，国有经济今天的辉煌，是以国有工商企业和国有金融系统减少6000万人就业所换来的，在不缴和少缴利润，以及不缴和少缴资源税和环境税的情况下，利益又仅偏重于向剩余的2500万左右的人分配，这是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格局。见习记者 刘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