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芝如此前早已退出美丰银行,而康心如与内部人事的矛盾,主要在其与副经理李星桥身上爆发。康心如察觉到汪云松有令李星桥取代他的意向,他本人因违反规定放款,而受到攻击。因事先获悉刘湘颇为欣赏他,故康心如三度辞职,以退为进,并如愿受到挽留。李星桥反而因投机失败,辞职出局。商场果如战场。
1929年春,第二次辞职受到挽留后,康心如请假三个月赴京省亲,实际在外逗留将近一年。在此期间,因见刘湘已经倒向蒋介石,康心如利用旧关系,来到南京,拟对美丰银行注册立案和钞票发行权问题,争取南京国民政府支持。
“当时,宋子文是财务部长,无论请求立案也好,取得钞票发行权也好,都要进行贿赂才能办理。我经过联系,送去五万元,被宋子文一人吞了,而其他有关官吏,还必须行贿二三万元,方可望获得‘暂准立案’,尚不能谈及钞票发行权问题。我感到责任重大,没有再添钱行贿,虽经往返交涉也毫无结果,终于白白送了五万元,立案‘暂准立案’的批语也没有得到。”康心如事后回忆。
回重庆后,在进一步升级的人事斗争面前,康心如终于站稳了脚跟。他的第三次辞职,仍未获准。1930年,他成为美丰银行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
从1932年起,美丰银行开始向八九十个企业投资,其中投资最多的是重庆电力公司,其次是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业务急剧扩大的同时,美丰银行先后经过三次增资,新的美丰银行大楼也顺势拔地而起。
到1937年,康心如的股本已经上升为66万7千余元,成为美丰银行的最大股东。他的两个弟弟紧跟其后,三兄弟股本占资本总额的37.7%。加上康心如在其他企业的投资和不动产,他的个人资产已达百万,被选为重庆银行同业公会主席。
康国雄那时已经记事儿了。“父亲基本每天都去办公,他大概八九点钟起床,因患有支气管炎,一起来就咳嗽。他因为起得晚,不和我一起吃早饭,早点一般喝粥,吃完早餐大概九十点钟,司机开车送他去美丰银行。”
如果中午没有应酬,康心如中午一般回家吃饭。美丰银行距家两三里路,有时他不坐车走回来,中午与家人一起吃饭,然后睡个午觉,下午继续去办公。
“父亲有两个太太。我们家佣人很多,保姆就六七个,客人也多。吃饭时要摇铃。洗碗的时候,四个人一排洗。”康国雄说,他们家当时很西化,灯镶嵌在墙内发出柔和的光,有空调,还可能是重庆当年唯一装有暖气的人家。家里常常设宴,也有达官贵人借他家请客,“我放学回家,经常看见屋里都摆满了:怎么又请客!?”
这样的场面,到1940年代,更为常见。1937年,抗战的枪声打响,刘湘于1938年病逝。节节败退的蒋介石将重庆列为陪都,康心如以银行家的身份出任临时参议长,开始了事业的另一段“黄金时代”。
第三部曲:国共内战,好景不再
在蒋介石的势力渗透到重庆后,康心如的依靠对象从地方军阀转为国民党政权。美丰银行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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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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