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动消费引擎　进入“刘易斯拐点”关键期(2)

　　虽然刺激政策催生了消费驱动的车轮，但总体上，中国居民消费(即民间消费)占G D P的比重依然明显偏低。

　　“两个有利的条件支持着正在进行的结构转型(为转为消费推动经济提供契机。)，其一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其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秦海林说。

　　刘易斯拐点，简单来说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相对短缺的临界点。一旦过了这个临界点，此时若要继续吸纳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

　　从近年来“民工荒”的频繁出现，到多家出口制造业标志性企业大幅提薪，再到波及全国的调高最低工资，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

　　参考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经验，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后，居民消费的增长有所加速，民间消费占G D P的比重出现了实质性的提高，居民消费率也在当时进入拐点。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旧很低，2008年为45%左右。“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预计到2015年城市化率将达到52%左右。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工资上涨将会持续，必将刺激消费率提高。“保守估计将给消费带来6000亿元的增量。”国投瑞银基金管理公司发布报告称。

　　所需要的不只是钱

　　大力发展消费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尤其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这才能使得人们的消费行为建立在更加稳定的预期之上。但现状是，除了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持续失衡外，企业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54岁的王建华在一家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用她的话说，能在国企中层任职，待遇上“好事落不下”。王经理的收入构成两部分：一是工资条上的年薪收入。二是各种福利补贴，包括：每年5万元养老保险，含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每年7万元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2000元；每年报销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单据5000元；图书卡、旅游费约2万元；另外，公司分给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王建华说，去年她的税后年薪约有70万元。王建华认为：“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其实我心里并不踏实。”

　　与国企中层“工资高得不踏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般工人工资近年来增幅缓慢。全国总工会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的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

　　“在我的印象中，工资基数好像十几年都没有变过了。”张先生在一家资源性私企任技术工人已经有四十多年了，每月基本工资1100元，技能工资850元，奖金700元，扣掉公积金、保险和税后，每月实际到手1200多元。

　　前不久，他与妻子在自己所住的二线城市买了一套11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花光了夫妻俩所有积蓄外，还向银行贷了10万元，每月还贷1500多元，分5年付清。“由于有公积金，所以每月实际还款为600多元。”即使这样，张先生仍然感觉有点不堪重负，“现在物价上涨得这么厉害，除了吃穿用的基本需求外，我们根本不敢在其他东西上花太多钱。”

　　资料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诸如一些大型央企，把国家财富企业化，职工收入大幅增长，就行业而言，平均工资差距已从当初的2倍左右扩大到现在的6倍以上，但垄断行业改革不进反退。

　　大力发展消费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尤其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这才能使得人们的消费行为建立在更加稳定的预期之上。

　　按理说，近年来，中国人每年创造30多万亿元的国民财富，人均G D P接近4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 D P超过2000美元后，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期，但我国的情形似乎有点例外。

　　有这么几组数字：

　　第一，从1997年至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之比从53.4%降至39.7%，而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 D P的11%上升到20.6%。在2007年，如果再加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收入以及各级国企的未分配利润，政府总收入占国民收入30%有余。

　　第二，从1995年至2007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倍和1.2倍。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倾斜，不是向居民倾斜，这是我们消费上不去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说。

　　除了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持续失衡外，另一方面，企业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在城乡居民的收入方面，多年来两者比值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缩小的迹象。而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估计，2008年，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面在不断扩大，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游离在制度之外。在一些地区，保障标准偏低、负担偏重，特别是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因对象不同，不能实现均等化服务，成为当前社保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占G D P的比例仅为5.1%，远低于美国、法国、瑞典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的10%至27%的比重。

　　既然收入问题是制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扩大的要害，那么该如何去改变这种现状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可以采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低收入群体补助力度等措施。

　　另外，扩大涉农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范围，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公立医院试点改革，加快棚户区和农村危房改造等，都将使中低收入阶层收入逐步提高，对扩大消费需求能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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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

　　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消费率降至35.11%，处于世界偏低水平。

　　蓝皮书指出，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为75%，高收入国家平均为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而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为26.75%，农村居民消费率仅为8.36%。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分析说，近五年居民消费占G D P的比重一直呈下行趋势，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率特别低。尽管采取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措施拉动消费，但由于收入分配结果不合理，城乡、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过大，对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作用还是不够显著。

　　对此，蓝皮书建议，2011年应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稳定物价，保障民生；不断壮大中产阶层规模，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陈欣 杨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