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白居易这样，把自己一生的薪水数额，不厌其烦地写进诗篇，古往今来似乎没有第二人。

　　宋人洪迈注意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一个不同于常人的特点：喜欢在诗歌中写出自己不同时期的薪水数额。白居易进入官场之后，从壮年到老年，俸禄的数额变化，基本上都写进了诗歌。请看：

　　贞元十六年，白居易中进士。初入官场做校书郎的时候，白居易的月薪是一万六千钱，“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升为左拾遗，薪水大幅度提高，“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户曹之职，薪水又大涨一次，“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月薪达到了四五万，一年下来，就能余粮满仓了，所以他又说，“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

　　元和十年六七月，白居易越职言事，被当权者贬出京城。官是贬了，但是，薪水却不减反升。“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这薄俸到底是多少呢？《壁记》上说：“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究其原因，可能是唐代外放官员薪水远远高于同级别的京官所致。任杭州刺史期间，虽然有“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等诗句，表示俸禄是足够用的。不过，任同级别的苏州刺史期间，是有具体数额的，“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月薪十万，可见，刺史职位，薪水比江州司马期间又提高了不少。

　　穆宗时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分管东都洛阳)，因为是京官，职位虽然升了，但薪水反而略有降低，“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或许，在做地方官时，薪水是有拖欠现象的。

　　官升太子少傅，薪水又略有提高，“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

　　致仕(相当于离休)后，薪水减半，“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可见，白居易退休后，每月仍然有五万钱的薪水。

　　因为一直在做官，俸钱始终有结余。因此，白居易一生也积攒了一些财产。临终前不久所写的《达哉乐天行》有这样一番话：

　　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在死前，将其田宅财产出售殆尽。可见，白居易不是守财奴，在钱财上相当看得开。

　　像白居易这样，把自己一生的薪水数额，不厌其烦地写进诗篇，古往今来似乎没有第二人。这应该是事出有因的。白居易之所以把自己不同时期的薪水一一写进诗篇，我认为如下两个原因不可忽视：

　　其一是，儿时家境的贫穷。据高彦休《阙史》记载，白居易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与弟弟(白行简)，艰难度日，甚至需要经常向邻里“索米丐衣”。有心脏病的母亲，因为昼夜为一家衣食忧愁，病情加剧。一次病情发作，疯狂之中拿小刀自杀，幸好得到及时抢救。因为病情不时发作，白居易兄弟只好安排两个健壮的婢女照顾、看护母亲。但是，终于还是因为看护有疏，母亲病发，跌入水井淹死了。可以肯定，早年生活的贫穷和母亲的死于非命，一定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惨痛的记忆，使他对钱财的数额格外关心。

　　其二是，前辈诗人顾况的一句玩笑话。白居易十五六岁时，为了谋求功名，跑到长安拜访前辈诗人顾况，这位傲慢、很少赞许他人的前辈诗人一看白居易的名字，就开他玩笑：“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唐才子传》卷六)——不过，当顾况打开白居易呈上的诗集，看到第一首就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马上改了口吻：“说得出这样的话，住在任何地方都不难！”(道得个语，居即易矣。)白居易因此名声鹊起。

　　洪迈看了白居易诗歌中列举一生各个时期的薪水数额之后，感慨于白居易的“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容斋五笔》卷八)。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能够把自己各个时期的薪水一五一十地写出来，说明他是知足的，坦荡的，清廉的。(丁启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