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的近三年，金融企业薪酬问题，都是“两会”关注的议题。

　　从2007年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6000多万元的年薪争议，到2008年初财政部叫停股票增值权计划，再到2009年出台280万元限薪令，金融国资的财务监管人财政部，正在试图为国有金融企业薪酬度量制定标准。

　　2009年底，财政部下发文件，对金融国有企业的业绩考核进行细化，涵盖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等多个指标，并按银行、证券、保险、综合等分类考核，强调效益为先。

　　财政部希望能在现有体系内，为组织部门考核和评价金融高管的绩效提供量化依据，用心良苦。

　　为了强调效益为先，财政部希望金融机构不要一味做大规模，告别“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规模大了就向国家要资本金的方式，不迷信“大而不倒”，而让经营模式和风险管控能力相匹配。

　　不过，这谈何容易。可以预期的两到三年内，中资金融机构的业绩一如不断扩张的经济规模，还是可以看得见的繁花似锦，不良资产的乌云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

　　在过去几年间，交行、建行、中行、工行等陆续完成财务重组、股改上市，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世界市值排名前列的大银行。

　　得益于中国利率管制下的高利差环境和经济上行周期，以及治理结构和管控水平的提升，中资银行资产规模不断膨胀、业绩可观。

　　与此同时，上市银行借机逐步向市场化激励机制靠拢，全员提薪，多家保险和银行实行了股票增值权计划。

　　2008年初，直到中国人寿(601628.SH/02628.HK)来申请这部分收益的税收减免时，财政部才惊觉并叫停了所有上市国有金融企业的股权和期权计划。

　　此前，国有上市金融机构在财报中谈及高管薪酬问题时往往含糊其辞，被业内质疑“不是吃大锅饭，也是吃中锅饭”。

　　另一方面，这些完成上市的国有银行，内部行政化色彩仍较浓厚，特别是非市场化的高管选择机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都难以改变。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银行的高管依然在党管干部的序列中，依然享受着体制内的诸多好处，又可比照市场化水平大幅提高工资水平，但几乎没有因业绩离职的风险，也几乎不必为做大规模带来的不良资产负责，可谓旱涝保收，“连省长都不服气”。

　　银行亦自有苦衷。在同一家银行内，体制内高管的年薪在100多万元，市场化聘请的个别高管则年薪超过千万元。

　　如此差距，对比国有银行巨大的资源控制权力，也使得投资者担心，这样扭曲的激励机制是否会酿下新的道德风险。

　　“关键是，哪些是依赖政策条件和宏观经济获得的成长，哪些是公司管控水平提升带来的效益，如何量化？”一位金融专家表示。 （张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