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充满劳累，却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极为推崇的人生意境。然而如何实现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幸福且有尊严地生活，至少在目前的眼下，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国家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都不可偏废。”

　　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有没有一种好的“好的经济学”使社会发展回归正义？这显然是一个宏大而充满争议的命题，我们只希望能以经济的客观视角揭开命题的一角，并希能借此吸引有关的目光，共同推动确立公平社会这一或将充满荆棘的进程。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温家宝的一席讲话，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本周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温家宝表示，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都不可偏废。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毋庸讳言，现在，社会上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温家宝表示，自己曾经讲过，“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是多数。我们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能使每个人也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

　　在温家宝看来，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以后的领导人会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公平正义是如此高远的方向，而社会、经济运作又是如此宏大而复杂的机器，该从哪些方向进行关注或改革，从而将总理的美好愿望由小及大地变为现实？此外，究竟有没有一种“好的经济学”使社会回归正义？

　　公平：且自调节收入分配始

　　对于收入分配原则的再审视首当其冲。“得益于30年前推动的改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9年GDP高达33万亿，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的大关。就‘做蛋糕’而言，中国过去30年的表现不俗。然而，与此相对应的，在‘分蛋糕’和其他促进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发展方面的工作，和耀眼的经济成就具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执业律师马光远认为，温总理在列举社会不公时，特别提到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司法的不公，特别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已经成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完成跃迁的最大的残缺之一。

　　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则认为，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阐述的推进社会的公平，主要指的是解决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也是转移支付和民生方面的保障。“比如促进就业、缩小收入差距，以及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上更多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公平。”

　　他认为，这是领导层力求解决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的体现，国家也将会出台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上述观点并非没有依据。统计数据显示，改革30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都远远低于GDP年均增速。

　　另一面却是年年涨高的商品价格和飞速上扬的房价。

　　马光远认为，这一方面说明经济成果大部分归于国家，“这从财政收入最近几年高达20%以上的增长可以说明，‘国’与‘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居民购买力低下导致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由于消费能力的缺乏，中国近十年来消费在GDP里从60%下滑到目前的36%，这个结构失衡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1997-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 D 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而基尼系数目前更是在0.5左右，位列世界上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

　　经济结构调整离不开社会公平

　　以低劳工成本为代价的低成本经济发展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

　　尽管2月份我国出口额同比“飙升”45.7%。但海关总署副署长孙毅彪对此表示，我国出口迅速回升得益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刺激，也得益于危机中“土豆效应”催生的大量低端需求，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空前复杂，对外贸形势不可过于乐观。

　　在此背后是长期以来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出口模式。“我国一直依赖的低成本优势已明显减弱。”孙毅彪说，去年“中国制造”成本低廉度排名已从全球第4位降至第6位，但是我国的出口模式仍未转变。

　　低成本扩张的背后是我国企业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领域明显落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严重依赖“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孙毅彪表示，去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81.5%来自加工贸易，由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加工增值率处于较低水平。

　　以外向型经济代表区域之一的广东为例，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此前就珠三角产业升级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到2015年时，深圳、东莞应该已经抛弃了现有的发展模式，而是走上一条更加高端的路线。

　　然而这一转变究竟将在何种情况下实现？当低成本扩张仍足以维持之际，政府与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这一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目前正面对着一场来自“民工荒”的困扰。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调研显示，目前广东企业缺工总量约90万人。“长期重复无品牌、低附加值、利润微薄的低端制造业，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对某国内知名媒体表示。“究其本质，根植于结构错位和城市化进程的不彻底。”而对于上述现象，该媒体给出这样评价。

　　包括广东在内的沿海城市开始饱尝为曾经以压低民工收入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买单的滋味之际，又有谁能够预料沿海城市今日的尴尬不会于明日的内地城市重演？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重温温家宝总理此前的一句话：“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然后再重新测量公平社会理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现实距离。(张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