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争议中走走停停的收入分配改革，有了最新的进展。人保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专访时称，我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条件已具备，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

　　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常兴华指出，当前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中收入比重都较大；企业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比较适中，而在再分配中居于弱势地位，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份额都较低，有待提高。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条件已具备

　　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方案年内或将出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昨日对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做了公开回应。

　　他指出，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因为中央提出有关方针已有几年了，现实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苏海南称，中国现在应该说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条件，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所以，经过测算以后，不妨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不过苏海南也指出，“这是一个宏观的大盘子，在具体落实的时候，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力争大多数人收入有大幅度增加。”

　　收入分配领域如今正面临着很多问题。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

　　另外，部分企业存在拖欠、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垄断性企业享有高水平的津贴补贴、福利待遇，与一般用人单位拉开了不合理差距。而且，二次分配制度也不完善。比如用于民生建设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额度不够大，转移支付给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还不够多，且并没有完全将其分配比例制度化。这些问题必须加快解决。

　　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这显示了高层试图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真正启动内需和消费的决心。

　　收入“倍增”对消费市场的影响

　　在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常兴华看来，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中收入比重都较大；企业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比较适中，而在再分配中居于弱势地位。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份额都较低。

　　常兴华表示，居民初次分配份额较低，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相对应的资本收入份额会较高。由于资本所得的投资倾向要高于劳动所得，而消费倾向低于劳动所得，所以初次分配格局中居民份额较低就决定了我国今后几年的发展模式将仍然以投资和出口带动型为主，而非消费拉动型。居民再分配份额较低反映了政府收入调节职能的缺位和作用的不完善。2000-2006年，我国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由526亿元增至2121.5亿元，在GDP中的比重由3.31%增加到5.28%，而2006年美国政府仅社会保险福利支出一项占G DP的比重就高达12%。我国政府收入调节职能尚需加强。

　　中国目前在调的是再分配。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11.7%，中央政府投向社会保障的财政资金为2906亿元，增长16.6%，这是首次投向社会保障的资金大幅度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它的实现也表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近年中国在社会保障领域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义务教育的免费、城乡低保、医疗保障的全覆盖、农民养老保险的推进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5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就收入分配结构问题进行了密集调研。调研结论之一是建议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

　　这项建议也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近的提议类似。据媒体报道，人保部建议，一方面继续推行劳资工资集体协商，另一方面探索税收优惠等措施在内的新思路。这些思路包括对提高职工工资的困难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来促进实现员工工资的正常增长。

　　长江证券分析师李冒余认为，除了制造业工资的提高，收入分配向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倾斜，以及农民收入的快速提高，都体现出重估的成果。即使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向消费社会的转型不可避免。

　　李冒余表示，虽然都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但是收入差距的缩小将使得一般消费品需求依然存在较大增长空间，而高端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等需求被中高收入群体透支后，其后续增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国内劳动力重估的滞后以及房价透支的提前，决定了短期内不可能直接进入高收入与高消费社会，而是在收入长期增长中出现消费的逐渐扩散。而在新增长点真正出现之前，传统产业在中长期内都将遭遇估值向下的压力。

　　对“代工模式”可能带来的冲击

　　“劳动力成本上涨对各行业影响不一。”申银万国分析师李慧勇发布的研报指出，从劳动力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比重的数据分析看来，占比较高的行业为港口、机场、环保、公路运输、化学制剂和铁路运输等，而10%劳动力成本变动对环保、棉纺、公路运输、服装、毛纺等行业的净利润影响居前。劳动力成本在重工业行业中占比相对较低，在轻工业、加工制造业以及第三产业中占比较高。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主要冲击的是后者。劳动力成本在采掘业中的成本占比为33%，食品制造业在15%左右，商业饮食业在33%左右。这势必将对“代工模式”带来一定的冲击。

　　缓解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的主要途径，李慧勇认为，可以通过区域转移应对成本上涨。在中国，可以将企业迁至工业园区、保税区等，享受更多政策优惠；或将企业由东部搬至中西部地区；或进行对外投资，将企业转移至成本更加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此外，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加以应对。通过提高技术水平、装备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增加产品附加值。通过提高品牌知名度、产品差异化等增加附加值。 (龙金光 实习生 常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