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的劳资纠纷和全国多个地区相继上调工资成为最近媒体的头条新闻，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临近“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工资、消费价格和通胀开始上升的担忧。对此，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6月18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不以为然，认为现在断言中国剩余劳动力消失还为时过早，不仅在农村，城市也有剩余劳动力。他和瑞银集团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汪涛都认为上述担心过度了，混淆了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上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有把最近的加薪事件放在过去的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中来看。

　　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刘易斯拐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渐减少以致最终枯竭。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高路易18日在出席世行中国经济最新季报发布会时告诉记者，长期来看，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剩余劳动力将大大减少，也许20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这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分歧主要集中在中国现在到底处于哪一个阶段，是否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

　　由于近期的工资问题紧随着今年早些时候有关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的报道出现，很多人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相信其反映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而这意味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和与之相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中国将失去此前拥有的竞争优势。曾担任花旗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一度低成本劳动力充裕的中国正在迈向“刘易斯拐点”，这种态势可能迫使一些制造商转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今天集中在中国的全球制造业活动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美国银行—美林证券经济学家陆挺则预计，到今年年中，受年轻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影响，中国的年度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从11%下滑到9%。

　　鉴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和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彭文生认为，“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渐进过程或转折阶段，而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不过，彭文生表示，随着政府对农村地区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未来几年工作适龄人口的急剧增加，工资储备将上升，这可能将加速拐点的到来。随着劳动人口增长放缓和投资率的逐步下降，经济增长可能减速。但是，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年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抵消力量。

　　汪涛则表示，在当前全球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情况感到惊慌。她认为，最近工资压力增大主要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供求因素和生活成本的上升。短期来看，企业利润率将受到挤压，但对通胀带来的压力有限，中国并未进入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阶段，逐步提高工资将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导向转变。

　　高路易也持有类似看法。他说，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工资上涨非常稳步和强劲，各地特别是重要的工业区广东的最低工资标准一直在上涨。但鉴于中国制造业部门的灵活性以及吸收工资上涨、保持单位劳动力成本低速增长方面的良好记录，高路易认为这不太可能会带来工资—通胀的螺旋型上升。

　　除了有利于增长模式转变外，汪涛认为提高工资对经济的短期益处还包括缩小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不过，中期而言，她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和剩余劳动力减少将成为推动劳动力相对成本和通胀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来看，彭文生预计，中国可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但通胀率高于过去10年的情况。（袁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