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主要国家在GDP构成、贸易结构、汇率等方面的差异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在37%以内，虽然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但不是“高得离谱”。美日的外贸依存度也在30%左右，仅高出它们7%，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因而，发挥外需作用“保增长”是说得过去的

　　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是过去几年我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主要动力，净出口贡献了GDP增长的近1／4。初步估计，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2008年将下降至34.1%。即使我国对外贸易的表现在2009年仍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很难明显高于零增长，外需已难以继续担当“保增长”的重任。

　　这是《广州日报》转载经济学沈明高新浪博客的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一直以来，我们都希望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然而，当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一些专家、学者却产生某种抗体，产生某种不自信。例如吴敬琏作为经济理论界的泰斗，在2008年12月召开的2009财经年会上，就称“中国过度出口造成空洞和气泡”。这与沈明高等经济学家认为外需难以担当“保增长”重任的观点一脉相承。

　　在他们看来，因为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无论是为“保稳定”，还是“保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都要靠内需来拉动。只有内需才能担当“保增长”的重任。但是，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无论是从外需占国内GDP的比重，还是从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这种观点都是值得推敲的。

　　目前我国外贸占GDP1／3强，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以丢掉国际市场为代价，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市场，或者寄希望于外需下滑用内需顶上，将会怎样？应该看到，在金融危机并未明显缓解之前，要让老百姓大量消费无疑是不现实的。除了靠政府投资拉动消费之外，有两个因素才可能让百姓大量增加消费，一是股市上涨、房价下降，让财富效应来刺激消费；二是物价又开始上涨，今天买的东西比明天买更便宜，让预期来刺激消费。

　　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实际上，当前外需减弱并不是外贸萎缩的唯一原因。对于占我国出口总量约50%的加工贸易，早在2006年初就开始进入到总体下滑通道当中，而这正好对应着那个时期推行的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而2008年则因外需减弱而使加工贸易下滑幅度进一步加剧了。

　　对于一般贸易，则是自2007年8月就出现大幅下滑征兆，并由此展开持续下滑趋势的。而当时恰好对应着美国次贷危机大规模浮出水面这一时间点。这意味着，一般贸易的下滑，主要是与外需下滑密切相关。现在，说我国一般贸易的下滑主要与外需减弱有关并不为过。但对于加工贸易，外需减弱的影响当然存在，但前期抑制加工贸易的系列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经验证明，外需可以诱导经济结构进入持续改善的良性通道。目前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挥之不去，意味着包括加工贸易在内的整个外贸系统，必然是我国“保增长”努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外需在“保增长”中有作用。因为在我国当前贸易中占绝对比重的，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使是不少当前被我们视为高科技的出口产品，也同样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点。

　　众所周知，正是自2004年以来我国外需的爆发式增长，使得首先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三角和浙江出现了“民工荒”，并一度出现了向全国蔓延之势，由此启动了一场自发的、市场化的劳动需求拉动居民收入提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善的良性进程。而提高老百姓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启动国内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前提，也是当前“保增长”的重要前提。

　　其实，我国外需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如果一看到外需出现困难，就说缺乏“保增长”的担当能力，这只能说看到了我国经济增长中产生的问题的一面。短期内，如果我国出口下降，可能对当前的经济增长难以构成重大挑战。如果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出口的长期萎靡必将会拖累消费、投资等的增长，并会严重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

　　好的迹象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明显，导致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不断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外移，现在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远远没有到达高潮。从全球主要国家在GDP构成、贸易结构、汇率等方面的差异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在37%以内，虽然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但不是“高得离谱”。美日的外贸依存度也在30%左右，仅高出它们7%，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因而，发挥外需作用“保增长”是说得过去的。(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