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山钢与日钢的重组合作，社会舆论一直视做是“国进民退”，是国企山钢凭借权力“吞并”民企日钢，是强买强卖，因此对日钢的命运予以同情。比如，《经济观察报》将9月6日双方签约的合作解释为买方与卖方的签约。

　　最初，局外人从常理推测杜双华不情愿被“收购”，的确符合事实。毕竟，怎么个收购，当时不仅外界不清楚，恐怕杜双华本人也未必了了，甚至主导重组的山东省当局的腹稿，也未必就是现在的样子。所以此时社会上的“吞并”一说似乎不无道理，就连双华本人也显然惴惴不安，想方设法转移资产。毕竟谁也不愿让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的覆辙在自己身上重演。

　　但是到了最后，事情的进展就不是外人想象的那样了。反倒是日钢对舆论的“同情”不领情了。9月6日双方签约的当天，日钢的一位经理就反驳了“被吞并”的说法。《新京报》记者近日专赴日钢采访，日钢的党委书记廖海亭再次声明：“不赞成”外界的说法。

　　而杜双华签约后对职工的讲话，就更说明了最终签订的重组合作协议，完全是双方自觉自愿的行为，具体到日钢是深思熟虑后的明智选择，完全不是委屈的“城下之盟”，至少最后的选择不是“城下之盟”，不是“卖身”。

　　杜双华对职工们说了些什么，最近媒体陆续有报道，在此不再赘述。笔者想要说的是，为什么局外人士的“心直口快”和“不平之鸣”会与事实脱节？为什么会出现“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甚至根本就没死人的现象？

　　电影《巴顿将军》里交代了巴顿将军年轻时的一个笑话：血气方刚的巴顿看到有几个男人在“劫持”一个女孩往车上推，于是冲上前去将那几个男人揍倒。但是巴顿揍错了人：对方是在接新娘子。

　　社会舆论何以成为“巴顿第二”？难道仅仅因为是局外人吗？笔者认为这不是关键，真正的关键是局外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问题出在主题先行、出在概念先行上。

　　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决策迅速，通常是高效率、高效益的企业，这是事实证明了的。杜双华抓着机遇5年之间就创造了一个上千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成为亿万富翁，这个匪夷所思的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这个缘故，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共识，而“国进民退”则被视做倒退，是反市场化的行为。

　　这本身没错，但问题是许多人在这个概念主导下，将形式上的国企和民企的合作看成了后者被吞并；将企业的经营高效益看得至高无上，仅仅从经济角度定性企业，而忽视了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比如山钢与日钢的重组合作，许多局外人仅仅根据双方67%和33%的股份比例安排，就得出日钢丧失控股权被山钢“吞并”的结论，而完全无视双方是在一个新的大型项目中合作、且山钢出资额将是日钢两倍多的事实。概念先行之下，似乎只有民有资本处于独资或控股地位，才是重视民营经济，才是市场开放。完全不顾民营资本是在一个多大的经济实体中称雄，自觉不自觉地重蹈了“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宿命。

　　正是由于概念先行，许多人对民营企业的认识，与民营企业的员工的感受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在通钢的重组悲剧中，对坚持建龙重组通钢的吉林省官员而言，他们显然认识到了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认识仅限于纯经济层面，没有认识到建龙这个企业的劳资关系问题，没有关心职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于是酿出了血案。

　　甚至出了血案后还没有醒悟，反而埋怨通钢职工“国有情结太重”。至于山钢与日钢的重组合作，学者和媒体关注的是政府怎样对待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日钢的员工则关心的是重组合作后自己的饭碗；学者和媒体担忧的是政府恃权行事，而工人们则欢迎国企山钢入主，认为国企饭碗稳定可靠。一位工人直截了当地说“谁发工资我就给谁干”。

　　日钢职工的上述想法，是《新京报》记者深入采访后发现的，但愿关注日钢问题的社会人士能注意到这一部分。了解了职工们的想法后，笔者不由在想：经济学家和媒体的研究报道范围，是否该涵盖“穷人的经济学”这一块？政府官员是否该发展一下“穷人的经济”？李富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