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为了消除焦虑、减缓压力，一些白领索性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11月18日《新闻晨报》)

　　一方面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包括高端、中端和低端)云涌而至大都市去淘金；另一方面是上海的白领们还是走出十里洋场，去寻找压力较小和较为闲适的生活。走进来跑出去，颇有些突破“围城”意味。据说，有的上海女白领已经开始在成都练摊，还有的白领们在网上相互传授着移居经。社会学家对此的评论是社会进步，其申论的基础是白领人开启了多元择业和自主化生存的生活方式。

　　在我看来，白领们走出都市围城的生活方式固然值得尊重，但是将这种零星的、个体的行为模式称作社会进步，还是值得商榷。不要忘了，所谓的社会进步，其核心是具有社会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或带有普遍化的趋势。沪上白领的出走，无论如何算不上普遍和主流，只能说是另类的个别现象。而这种个别和另类，与其说是社会进步，毋宁说是逃避现实。

　　如果白领们真的是逃离都市围城，从此遁入小城或隐匿乡间，那可真的需要去瞧心理医生了。即使真的没有厌世情绪，年轻人看破红尘消极出世也算不上是什么进步，而是隐喻了我们的社会出现了问题，无法给青年精英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机制和工作环境。理想的城市应该是多元、宽容、平权的生态空间。在这个系统内，如果没有了城乡户口的二元权利屏障，没有了本地和外地人的情感疏离，没有了游离于城市边缘的“走鬼们”的谋生困境，没有了社会保障参差不平的歧视性待遇，没有了高房价语境下让人望楼兴叹的安居焦虑，谁还逃离大都市？

　　因此，在中国城市化依然是正在进行时的情况下，中国白领逃离都市围城，和已经完成城市化进程的西方人多元的生活方式选择有着根本的区别。一者，中国白领走出都市围城并非真心实意，走得越远，其实对都市充满更深的眷恋；二者，中国都市白领还没有老外白领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本钱，除了那些富一代、富二代和富三代们。富人们爱哪去哪，更不是什么社会进步。

　　只有等到北京上海和山窝里的人们社会生态差不多时，到哪都不需要查户口时，中国的富人、白领、蓝领无论是选择城市栖居还是选择乡村隐居，那才真叫社会的进步。(张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