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水价听证会又一次重蹈了“逢听必涨”的覆辙，以水价上调0.9元/吨而告终。高达九成的听证会代表赞成提价，只是在具体方案上做了不同的选项，如此一边倒的代表意见令人费解。水务成本不透明、低收入代表缺席听证会等痼疾再次遭到业界质疑。

　　从此前兰州、宁波等地水价调整的结果看，本应以“倾听民意”为初衷的听证会，其结果却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真实民意的表达。由于根本不具备清算水务成本收益的专业能力，所以听证会代表在履行职责时往往质疑声少、附和意见多，被外界指责为“流于形式”。再加上消费者代表身份屡屡出现瑕疵，水价听证会的“公正性”受到考验。

　　按照一般的水务经营流程，自来水价格主要包括供水费、污水费以及水资源费三项内容，北京此次上调的是后两项费用。其中，污水费处理涉及水务公司的经营成本，而水资源费则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制定费率，征收后按比例上缴中央财政。目前，各界争论的议题聚焦于前者，质疑点主要在于：水务公司的排污成本是否还有现实的压缩空间？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中，是否有“藏污纳垢”的成分在内？只有在回答完这两个问题之后，才会涉及到如何涨价的问题。即如果确实需要通过涨价来弥合成本，那么现行的涨价幅度是否合理？

　　遗憾的是，在水务公司垄断供给的格局下，其真实成本明细鲜见被充分披露。不仅如此，水务公司对于相关细节可谓是讳莫如深。比如有人对“北京当年污水处理量增幅小于污泥处置成本增长幅度”的技术性问题提出质疑，却并没有得到水务机构的正面答复。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听证会根本无法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也让水价听证会上供求双方的价格博弈失去了根基。

　　此外，听证会代表身份合理性问题也牵动了消费者敏感的神经。公开信息显示，北京此次听证会由25名听证代表参加，有多达22名的参加人同意每立方米调整0.9元的方案，与会代表意见“一边倒”的特征十分明显。从人数上看，此次听证会有10名消费者参与，符合现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消费者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会参加人总数的五分之二”的硬性规定。然而媒体调查发现，这些消费者代表几乎都有一定的“头衔”，包括超市经理、企业老总、医院主任医师、大学教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等，而中低收入群体代表却难觅踪影。这未免令人遗憾，毕竟受水价调整影响最大的恰恰是中低收入群体，其代表的缺位让听证会的现实意义大打折扣。

　　其实，听证会代表身份错位的问题在其他地区也曾多有出现。日前，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人士就公开承认，前期在哈尔滨水价调整听证会中，其代表人员身份确实存在瑕疵。由于哈尔滨市消协没有对听证人员身份进行认真核实，造成张冠李戴，甚至有假冒身份的人进入听证代表名单。对此，该地消协负责人辩解道“消协只是受委托负责推荐消费者代表给物价局；核查虽也应该做，但哈尔滨冬天冰天雪地，报名非常不方便，就是一个电话报名的形式，核查起来也有难度。”由此可见，本来十分严肃的公用事业价格听证会，在消协等部门看来却是“无足轻重”，代表身份核实工作如此轻率，又怎么能够保证听证会彰显出公众民意呢？

　　不可否认，导致当前水价调整无序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水务成本的非透明化。从英国等国家把公用资源产品决定权交还给市场的改革历程看，我国水务等资源供给当向民营资本放开，在政府制定好竞争规则的前提下，让其发挥出积极的“鲶鱼效应”，进而倒逼水务成本和收费趋向合理。但在当前，各地水务供给仍处于垄断格局，听证会则成为保护消费者切实利益的一道“屏风”。然而在信息不对称、身份瑕疵等问题的干扰下，这一“屏风”在实质上形同虚设，最多不过是水务机构享受垄断利润的遮羞布而已。由此而言，在市场实质竞争付诸阙如、成本收益核算遮遮掩掩的前提下，完全依靠一场听证会就来决定公用事业价格涨跌，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做法。(马红漫)